巴比伦柏林第三季

刚开始感觉格局变小了 (但并不是哦，后面反驳了) ，就是从国家层面直接降低到城市中的黑帮层面。以一个电影谋杀案为主线。我居然一直强烈认为幽灵就是女伯爵。（当然不是了，是老大的对头）

但是这季主线很明确，支线也是错落有致。女仆谋杀本达案的审判是很重要的副本。并不是社会党的谋划，事实上是纳粹党伪装并诱骗她。本达的政治保守倾向让激进党势必要除去他。这已经上升到政党的层面。女仆是很无辜但被诱惑也是必然的。一个单亲妈妈只身一人为挣钱来到大城市柏林。幸得女主的帮助，当上女仆，还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本达作为领导人，安插间谍用政治手段剪除异己，无可厚非，但是他没有害人之心。他很真实，会在妻子不在的时候偷吃香肠。他不该死。

女仆是无辜的，但是第一次被男人喜欢，产生恋情，让她不能辨是非。她在车站明白一切后想挽救，她是善的，但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她最后坦然面对死亡，她答应温特换去女儿的问来，作为一个母亲她很好。但她注定是悲剧，仅仅是大城市对于单纯女孩的侵蚀就让湮灭，何况一个复杂的时代。

侄子参加少年队，教官很巧妙使用他的脆弱心里和渴望成功被别人认可的状态，引导他走向元首的境界。元首的成功是因为人心的脆弱让他有有机可乘。自由意志的还为养成，被环境的恶意领导让这些青年人，（包括女主平民窟里的所有单纯的孩子）都会被控制。转化为仇恨和对革命的极大热情。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明白生的意义，麻木才是常态。社会的根基开始腐败，更大的社会动荡必然降临。

再来说和女仆相对的一群人，将军和议员们。他们也是很真实的一圈人，目标明确，改造这个衰败的帝国。他们主张鲜明，就要以武力和集权来重新夺回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他们在试图运用自己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没有对错，历史上的参与者，即使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很尖锐，但是要以一种更宽阔的态度去包容他们的所做所为。去肯定他们的尽力谋划，尽管整个民族的局限性和畸形并不能被接受。没有元首还会有猪首，狗首。总之只有不停歇的滚滚向前的趋势，他们只不过顺应潮流，顺势而为而已。当然在当时，有很多存有不同意见的人们。比如说记者（拉特的室友）有消息来源揭露汉莎机场改为军事基地的机密事件。他也许有自己的观点，也许跟拉特一样只是在现阶段追求职业的成功。事实上，新闻和机密和他自己没有关系，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他还要发声，为谁?为何?不清楚，但是仍能忘我，陶醉在自己超级脏乱差的房间中创作。他必然被只能政治警察关照。女房东被这种另类的魅力吸引。阻挠检查，从小律师（将军的女儿）中获得机密。

再说小律师，处于核心圈子，但显然拥有先进知识。反对迫害共产主义和犹太人。厌恶腐朽社会，但也要被亲情和生活所迫，装作融入的样子。但心不甘，在权利所需范围内帮助别人。其中有关爱别人的成分，但也有反抗权威的快感。她并没有和普通人接触过，她并不能共情，但是她的直觉和本性的领导让她脱离她的圈子。一个人是很复杂的，被很多因素控制，其中内心的想法更是复杂。就像我们可以理解夏洛特在酒吧的羞羞行为，她要负担家庭的开支。但是我们在玩她们的时候，绝对不会可怜她们。

这部剧好就好在它包容每一个人，包容他的处境和做出的选择。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处于什么位置，什么样糟糕的社会。

再来说几个黑帮老大，二弟很讲义气啊。三人世界也很好。黑帮的世界就像佛陀所说无法管，管不了。让他们在黑夜肆意繁殖吧。他们能挣钱和垄断多条色情产业，是因为人们需要。局长，大官都需要在夜晚调剂一下身心。享受提供的便利，就要包容他们呀。（毕竟也是公民吧）

再说其他有意思的细节。照相师和出版商的爱情让人羡慕啊。鉴定部的疯子（真的不喜欢他，猥琐还小肚鸡肠）和阿诺有代表发现腐败渴望以机械来代替的一群人。超喜欢阿诺，笑起来让人心头颤，说的话句句直戳人心。还有《激情恶魔》光看镜头和画面，就有种荒唐甚至荒谬的感觉。让人起鸡皮疙瘩，眼神勾人啊。土星的仪式超级酷，通灵这个东西吧，很玄学。犯罪心理学也很有意思。谋杀部的两个老男人好配啊。夏洛特对待姐姐的态度好温馨，但是最后的结果。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尽管不如人意，那就是命运吧。嫂子也很好吧，不能算渣吧。拉特和夏洛特的关系让她堕胎，彻底和孩子和拉特杜绝关系。她也代表一群人，在以前的圈子里混的很好，在更大环境吸引下一定会想向上走。她并不是不明事理，她对孩子的教育很正确。也许她真心喜欢尼森，灵魂相互吸引。还有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多普通人

这季细细品下来，格局并没有变小。难道几个国家的战争和颠覆政府才是精彩的、爽的吗?一切开始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很多不起眼的先人物。

总之，很多细节很多条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的一部分，每个人活在腐朽的世界里。是被动的生活在还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从历史的角度的无关紧要，历史就要无情的裹挟所有人向前，没有目的的向前。但是这部作品关注芸芸众生的真实样貌，描画一个个恶的，善的，有钱的，贫穷的，高傲的，自卑的，不知所措的很多的有血有肉的人。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解开他们心底的善良和热情。

巴比伦柏林

一二三季全看完了

魏玛共和国末年 1929年 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柏林 全球金融大萧条的前夜 十年德国一战战败的阴影 数不清的PTSD 巨大的贫富差距 嚣张的黄赌毒 自由和左翼思潮泛滥 右翼的复苏的时代

军政要员 黑社会 警察局 夜场 神秘主义的医学家和精神操控者 上至总统兴登堡 下到贫民窟的男女老少 众生相

各方势力 共产国际 德国共产党 执政党 右翼 纳粹 完整的政治光谱

还有看似庸碌没有政治理想的只知道尽忠职守的普通人 与满脑子恢复帝国辉煌的高瞻远瞩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狂热政客的博弈

螳臂当车 当然不可能

但是一只螳螂也可以是主角 虽败犹荣

另外还贡献了我今年看过的第二个一级棒的女主角 夏洛特 聪明勇敢 身在泥沼 不卑不亢

（第一个是鹤唳华亭陆文昔 两部剧的主题其实也有一点点互相关照）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 描写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

一个个求活路 有生命力 又被生活重压的小人物

反对宏大的叙事

反对牺牲个体的独立面貌和想当然刻板印象的故事

反对历史的车轮碾压倾轧天下万姓之后又不留痕迹 满不在乎 信口雌黄

当然 发生过的已经发生过了

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 甚至把焦点投放在谁的身上 却是当代的永恒思考命题

总之 绝世好电视剧

摘录一句编剧亨德里克·汉德罗厄格滕评论：“创作《巴比伦柏林》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了展现纳粹并非凭空而来。他们产生于德国社会的变化中，并因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类似的装扮，可以被替代的人，相似的布景，不同概念的行刑场，眼花缭乱的投影依然掩饰不住诸多设计老套的情节，缺少想象力、没有新内容。

女性角色很不实且仍然很老套。

主角夏洛特记着母亲对孩子们的爱不均等，觉得自己所得不公，会对人产生隔膜感，也会强调个人物品的归属——当看到寄给母亲的那些信，夏洛特会放在专属自己的一个地方，并且会不时跟姐妹强调不要碰自己的东西；

不知夏洛特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能在警局上班的同时看很多书籍资料备考、以及到夜店工作。

片子里，夏洛特的母亲要去工作，但大姐身上感觉不到曾经照料妹妹们的痕迹，不明白三姐妹的好感情从哪儿来。从夏洛特问吃拉特点的餐，从小可能挨过饿，一个贫苦女人养活四口，生活肯定捉襟见肘，孩子虽然没有送养，但艰难的时候还是会相互埋怨、嫌弃，对于维持基本物质生活都很困难的家庭，女孩无底线的包容往往是长年争吵后精神疲累的一种消极妥协，这样的家庭，男孩仍会继承“大家庭”思想，而有了自立想法的女孩只想离开“大家庭”（所以妹妹托尼想跟大姐一起也无法理解，有气无力的浮萍草大姐、一身猥琐的吸血虫姐夫，这个剧对于穷人的刻画真的很片面、单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

夏洛特卖身资助家庭、扶助妹妹、给姐姐治病等等，这是一个老套的对谁都客气友好的好好软女人，是书里学习雷锋的榜样标兵，真实生活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记，她成长中产生的任何私人情绪也没有夹在名为“夏洛特”的人偶套子里。

“格蕾塔”只是为推动事件而服务，作为一个“人”，她被完全否定具有思考和判断能力。

格蕾塔遇到一点都记不起自己的夏洛特，并没有在看到对方茫然的眼神后放对方走，而是继续努力提供一些零星片断直到对方勉强记起自己的名字，并且出于自尊，饿着也说自己吃过饭了，格蕾塔是个聪明的会主动抓机会且要强的人，她可能会因自己年青身体的需要不断落入男人的圈套，但不会唐突的找女人谈心（第一次跟夏洛特聊自己的上一位雇主，只说是有名的作家，为维护对方不能说出对方名字，这里也看出格蕾塔有些虚荣，这样的话，她爱慕的对象是本达更合理些）；

格蕾塔的孩子刚出生就被送走了，她对这个孩子如何产生莫名的“爱”，如果她心里曾经有这个孩子，她在意识到自己做了可怕的事后会不顾一切的逃走，她不会犹疑地再次确认那个死人（前面夏洛特完全不记得她，她都没有犹疑过，可知她对人脸识别很自信），她会吓得深深地缩进容身之处，被抓到时她的身体叠成球状，任谁问什么她都一言不发——假定她曾冲动成为帮凶，这样冲动下也不会有想跟别人交流的可能，因为只有在冲动的漩涡不间断的控制下，需要她完成的这件事才能按部就班的达成。

本达的妻子，一个会主动拥抱安慰女仆的女人，在遭遇巨大不幸后，希望更多人遭殃，即使无关联的人，真的就是编剧导演的需要，她才会把丈夫的日记交给温特吧。

男性编剧、作家对女性角色塑造失真，仅为内容服务，而即使是女性编剧、作家也难以塑造可信的女性形象，与女性自己缺少对自己的自主观察、审视有关，也与编剧、作家们自觉迎合大众有关。

我比较幸运，不像很多人一样等到第三季出来的时候已经忘了前两部说的什么。

三部曲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起看完的，感觉德语语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是真的

这是一部让我这么懒的人也不得不带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写影评的好剧，好到什么程度呢，那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有一种已臻化境的真实感、自然感、质感，好像有一只手伸出屏幕来、把你抓到阴雨连绵的那个魏玛共和国。

说到雨，这部剧太多雨了，绝胜烟柳满“酆都”之感。人们在雨里跑来跑去，带着帽子、或用大衣挡雨，倏忽下起来的雨，从车上到家门口那段路上早有预料的雨，我曾经很疑惑，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极端淋雨厌恶者，我会格外注意到男主很多次在街上淋雨却不打伞，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伞这种东西一样，就那样狼狈又泰然自若的走着，周遭慌慌张张有人在跑，有伞的人就更从容很多。一切就像是时代的暗喻，焰红的光亮在吐出的烟雾中一闪一灭，一切就像是时代的暗喻。

或者说一切都是时代的明喻。Zu Asche Zu Staub是上两季的歌了，但是太上头。以我拙劣的德语水平来看，我觉得翻译成“尘归尘，土归土”是很恰当的了。所拥有的，都将化为乌有，一片虚无才是我们所能唯一拥有的真实吧。

股市崩盘是一条没有悬念的明线了，人们清楚的知道这些钱一旦损失，后果是自己所不能承受的，仍然心甘情愿、义无反顾、不假思索的往下跳，但是他们平时又都不是这种憨憨，就拿警长来说，一天到晚人五人六的，而且最后也证明，这笔钱对他很重要，他并非冒险者，那怎会做出这种失了智一样的决定呢，这让我有点不能理解，赌徒心理？

嫂子和胎记男在一起了，让我觉得怎么哪都有胎记男，哪有个女的哪就有胎记男，我手机里存的第一张巴比伦柏林的剧照，就是男主给嫂子打电话，“Jeder einmal nach Berlin”，每个人都要来一趟柏林，你一定要来一趟柏林。男主笑的满脸褶子，双眼放光，甜蜜满满；结果走到现在分道扬镳、恩断义绝，伤人的话就像小李飞刀一样一刀一刀往外飞，好像曾经那些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我这个看客记住了。

女主，又是我最喜欢的、最想成为的那类人。可惜我不是。TMD

第一第二季给了五星，但是第三季只给了四星。

最大的硬伤，是一系列谋杀造成的嫌疑故事破朔迷离，但是迷底揭晓时却让人有些失望。Herr Ulrich年纪不小，应该也在警察局摸爬滚打多年，为何受到一次上司的轻慢，就要踏上不归路？以至于最后大开杀戒，甚至疯癫？

这个故事其实是可以圆回来的。比如说，他最后的疯癫演说可以表明，他数十年兢兢业业却深觉自己的证物处工作不受重视，终于心理扭曲，以至于要滥杀无辜来宣扬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在前期，这个人物的从压抑到渐渐爆发之间太缺乏铺垫。从过去许多集里，只能看到他的严谨、敬业、古板乃至压抑，但看不到他的痛苦和不满日渐增大。这就显得迷底揭晓时，感觉斧凿痕迹太重，而非惊呼“原来如此”。

另一个问题，在于嫂子这个人物塑造得不生动，Alfred的感情线也不明不白，以至于她和Alfred之间的恋情颇有些莫名其妙。其实，嫂子这个人物从哥哥、主角，再游离到Alfred，占据的感情线位置十分重要，应该要好好表现出她的魅力和迷离。但是，她离开主角，爱上Alfred的过程实在表现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作为寡妇代表骂了一顿Alfred，反而将Alfred迷上了，其中的逻辑难道是脆弱总裁就该爱上霸道寡妇？而霸道寡妇就该被脆弱总裁的温柔攻势拿下？

其实Alfred有着多层次的人物设定。看似身世显赫，富甲一方，实则被家族企业的首脑、自己的亲妈公开认定为无能、乃至疯癫的儿子，在家庭和家族企业里都没有丝毫地位和尊严。因此他才拼死一搏，冒大风险用杠杆做空股市。这样一个内心矛盾的old money贵公子，作为新情人把嫂子从男主那里吸引走，本可以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为什么只用寥寥几笔带过，让观者觉得这段感情线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嫂子这个人物也不饱满，让人说不清她的性格特点和魅力究竟是怎样的。

幸亏，男主和女主的人物形象没有崩坏。整体上也延续了前两季的风格和高水准，不然也不会四星。

女主在第三季格外惨。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无用的挣扎。家人，朋友，一一分崩离析。

而第一集和最后一集首位呼应，在心理催眠中，让男主也走过一段内心秩序崩坏的心路，设计的精巧之处在于，男主内心的崩溃和外部第一次股灾的大环境放在一起。因此，这不仅是个人内心秩序的崩坏，也是无数普通人的崩坏，整个资本界、乃至世界社会格局的崩坏。作为历史时期的事后诸葛亮，我们知道，之后的德国内乱、纳粹崛起，乃至战火燃遍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次大股灾引发的多米诺骨牌后续。红楼道：“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末世之叹，大抵相似。

不过最后，我还要吐槽一点。男主被催眠的时候，他哥指引他要在崩溃后重建内心，“到达真理，到达光，达到人类和机器一体的新时代”。这里面的“人类和机器一体”，指的的什么？虽有电影剧本的内容相呼应，但是整部剧其他地方并没有谈到“科技改变生活、改变人”这个话题。难道是指用药物控制精神吗？灵、肉，神秘主义，这些作为点缀品，让剧的气氛显得高深莫测，也呼应那个“巴比伦柏林“时期人们的精神出走。但是最后，这些亮眼的元素要贴合情节，而非堆砌辞藻、故弄玄虚才好。希望在未来的剧集里能够处理好这些元素的走向。

撰文：詹姆斯·约尔

翻译：陶小路

首发《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这份魏玛德国的杂志试图“用打字机阻挡灾难的降临”

1

《世界舞台》1929年3月12日刊封面

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时间不到十五年，但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能够留下如此有生命力的传奇的历史阶段很少。“魏玛文化”成了激进艺术与激进政治融合的象征。魏玛德国拒绝了一群陷入困境的激进分子和艺术家，并最终摧毁了他们，而这些激进分子和艺术家的思想和品位如今被视为这个社会的典型。五十年过去，魏玛共和国依旧吸引着很多人的想像力；一个最近的证据是，1920年代德国最著名的评论杂志之一《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影印本的出版取得了很大成功。（本文撰写于1980年——译注）伊斯特万·迪克（Istvan Deak）在其出版于1968年的《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一书里很好地阐释了《世界舞台》的政治思想历史；另外，迪克在书中附录了一些传记，还详细说明了《世界舞台》撰稿人所使用笔名，是阅读《世界舞台》的宝贵指南。

《世界舞台》不仅限于政治评论。它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群睿智、富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怎样看待魏玛文化和1920年代。在翻阅这一卷卷杂志时，我们看到他们对191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的失望，看到他们大声疾呼，反对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却眼看着这股力量将自己压倒，先是难以置信，继而感到绝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包豪斯设计的反应，对《尤利西斯》或《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或贝特·布莱希特早期作品的评论，对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在克罗尔歌剧院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很少有一份周刊能将这个催生自己的社会以及撰稿人的品味和信念展现得如此生动。

《世界舞台》最初的名字叫《戏院》（Die Schaubühne）。改名发生在1918年初，此举是为了表达杂志想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事件保持同步。当时杂志的主编和所有人是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他的才智和正直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给杂志带来了一种独特风格；1926年，雅各布松过早离世，他的继任者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von Ossietzky）将这种风格继承了下来。雅各布松原本是戏剧评论家，他后来把《世界舞台》变成了一个不仅批评文学和戏剧，而且日益强烈地批评整个德国社会的刊物。《世界舞台》的基调是对一战及其责任者的厌恶以及对德国革命的失望，这两方面也为其提供了许多内容。

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松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2 “德国没有发生过革命，但是我们有反革命。”图霍尔斯基早在1919年5月如此写道。1914年的精神似乎仍然没有消退，《世界舞台》决心提醒公众，哪些人要为战争负责。

对于所有那些需要对一千万生命的殒灭——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罪行——负责的人来说，无论是他们是集团还是阶级，都会希望人们埋葬死者，然后就此沉默。但是命运不会顺遂他们的心意。

《世界舞台》决心不让德国对战争的责任被遗忘；它继续谴责那些将德国拖入战争并在战时误导德国人民的当权者。【随着德国外交部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在1920年代公开，《世界舞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德国对战争爆发负有责任；1960代，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教授重新提出这一议题，详细论证德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人们清楚地看到，帝国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许多旧政权的官员和法官仍在任职，因而《世界舞台》的主要工作之一揭露法院的不公正：以德国民族主义名义实施的犯罪——例如谋杀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被轻判，这还只是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世界舞台》不时会刊出法院对轻罪作出的判决的对照表格，从而让读者看到，相比于左翼，右翼一直被轻判。扯下房屋上悬挂的旗帜的共产党员被判处八个月至两年半徒刑；殴打“黑-红-金色国旗团”（ReichsbannerSchwarz-Rot-Gold，社民党军事翼——译注）成员，践踏其徽章的纳粹党成员仅被罚款。一家报纸称德国是诈骗犯和犹太人的共和国被罚款100马克。在一次政治会议上，一名男子称军队领导人是屠夫，称兴登堡是屠夫头子，被判入狱六个月。

3 《世界舞台》不仅认为德国需要对一战爆发负责，而且还指出政府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秘密进行重新武装活动，令数届政府感到难堪。因为发出这样的批评声音，引起了世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世界舞台》的编辑和撰稿人旋即被相当多的德国公众和民族主义媒体认为是叛徒。

1932年，当时的主编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和撰稿人瓦尔特·克赖泽（Walter Kreiser）被指控犯有叛国罪（“Landesverrat”）和从事间谍活动；三年前，《世界舞台》刊载《德国航空界的浮夸风》（"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国防军正在加强空军军备，而这是和平条约所禁止的。奥西埃茨基被判处18个月监禁，尽管他可以像克赖泽那样离开德国，但他还是勇敢地选择入狱。当时政治犯定期会获得大赦，几个月后他即被释放（大赦通常令右翼更受益，另外，这种做法也损害了魏玛法律的尊严。）奥西埃茨基于1933年2月28日再次被捕，那是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几周后，国会纵火案刚发生没多久，希特勒有了让自己众多对手闭嘴的趁手借口。

三年后，奥西埃茨基从一个集中营获释，他在集中营里患上结核病，生命垂危，先是被送到一家监狱医院，然后被送往一家私人诊所。与此同时，他被授予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与后来的一些获奖者比起来，奥西埃茨基得此荣誉实至名归。那个时候，《世界舞台》一贯抨击的政策致使的后果已彻底显现出来。奥希埃茨基以及《世界舞台》的编辑和撰稿人以及其他左翼知识分子遭受的命运表明，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做一位魏玛共和国的批评者需要怎样的勇气。《世界舞台》许多作者的人生以悲剧告终——埃里希·穆萨姆（Erich Mühsam）等人死在狱中。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图霍尔斯基和茨威格自杀⾝亡。

1935年，奥⻄埃茨基在ESTERWEGEN-PAPENBURG集中营。

4 然而，更多时候，《世界舞台》的基调没有那么阴郁。直到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年，奥西埃茨基写道：“翻开杂志，满眼都是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内容，这里曾是美的避难所，现在成了各种焦虑情绪的聚集地，”但是你仍然可以把《世界舞台》形容为“一个做工精美的金属碗，里面收集了最美好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晚霞中，闪耀着诱人的光芒。”这本杂志到现在依然重要，因为它能让人们看到魏玛文化、德国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诸多面向，这也是这套影印本如此有价值的原因之一。在它所经常讨论的题目里面，许多是我们会想到的，比如：对包豪斯学派所取得的进展的报道；人们发起运动，要求就堕胎或同性恋议题在法律上进行改革；对国家剧院和博物馆经营状况的担忧；围绕着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画作《戴防毒面具的基督》被控渎神所引发的争议。

《戴防毒面具的基督》

但是杂志里也有让人意外的内容。并非所有作者都对前卫艺术持赞许态度。1920年，左翼艺术家团体“十一月学社”（the Novembergruppe）在柏林展出时，《世界舞台》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以社会关切为由，猛烈地抨击了这些艺术家，用语像是纳粹大批判的先声：

这些人打个嗝，放个屁，装裱起来就成了艺术品，他们成了科学、艺术和教育部的座上宾。这是怎么一回事？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普鲁士政府却允许这些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的公共空间用来存放这些马粪——如果是真的马粪还有农业价值——不肯将这些地方用来作为数十个无产阶级家庭的紧急住所。

然而，前卫艺术家逐渐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到1931年，“十一月学社”至少有两名成员，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sohn）被选入普鲁士艺术学院。这种成功没有长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卫艺术取得胜利【同时被选入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还有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恩斯特·路德维希·克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luff）和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之时，反动势力已经站稳脚跟，没过多久，前卫艺术便遭到全面肃清。

《世界舞台》对待艺术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可能是源自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的矛盾。一直以来，《世界舞台》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共产主义，因此，它可能淡化了俄国对20年代德国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约翰·威利特（John Willett）在其最新著作《新即物主义》（The New Sobriety）对此作了精彩分析。但是，《世界舞台》的作者群体至少有些时候还是会承认，艺术和他们的批评文章都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们深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舞台》在作者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前卫艺术家在政治上都是可以接受的。1932年纳粹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在其影响下，左翼在价值观上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在《世界舞台》的一位作者对几位包豪斯学派成员的强烈批评中可见一斑。这位作者写道，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康定斯基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不是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压力，改变了包豪斯风格，以适应第三帝国的要求，就这点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法西斯主义。”

《世界舞台》从未对剧院和表演艺术失去兴趣。维也纳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撰文讨论经典德国戏剧或者表现主义剧作家格奥尔格·凯泽（Georg Kaiser）时好时坏的声誉，分析易卜生、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和萧伯纳的作品。马克斯·莱茵海特（Max Reinhardt）和艾尔文‧皮斯卡多（Erwin Piscator）的戏剧实验，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和弗里茨·郎（Fritz Lang）的电影都成为了《世界舞台》审视的对象。英语戏剧在德国的流行令人惊讶，而这些剧作在英国或美国没有那么受欢迎；例如，王尔德的《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上演次数非常多，而且还很被重视。有些艺术家当年的声誉比现在高：费卢西奥·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似乎是192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曲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作曲那时与他的钢琴演奏一样受到重视；读完一些文章对弗朗兹·施雷克尔（Franz Schreker）创作的歌剧的描述，人们会希望其他歌剧院也效仿法兰克福歌剧院，将施雷克尔的《被污名化的人》（Die Gezeichneten）或者《远方的声音》（Der ferne Klang）重新搬上舞台。

《世界舞台》的编辑们成功地将一种特定的语调加诸大多数作者的文章上，杂志的风格因而非常一致。一位作者经常以不同的笔名在同一期刊物里发表几篇文章：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有四个笔名（包括“Peter Panther”和“The obald Tiger”）。他不仅撰写措辞严厉的政治分析，还用柏林方言写讽刺诗和歌曲，连续几期的刊物里散落着他写的滑稽仿作和格言，一旁是如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的严肃诗歌，还有沃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的夜总会歌曲。

沃尔特·梅林

一小群关系紧密的人经营着《世界舞台》，这可能是它得以存在那么久的原因；尽管在它停刊的最后几周，奥西埃茨基听从劝说，毙掉了论战性很强的政治文章，但直到他1933年2月被捕，《世界舞台》的出版一直没有停过。《世界舞台》在财务上并不依赖广告，它只刊登过很少的广告，有时它的广告让人惊讶，例如在1923年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有几期杂志里刊登的是减肥药广告。相比之下，自由派的报纸日渐陷入困境。我们从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在他的《理性的极限》（The Limit of Reason，这本书的主题是民主社会的媒体和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一书了解到，许多自由派日报的职员成了纳粹分子。

5 到了1930年，种种迹象表明，魏玛共和国一旦崩溃，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更糟糕的政权，一直严厉批评魏玛社会的《世界舞台》的编辑和作者此时似乎处于绝望无助之中。1929年，希特勒成功地使他的政党广受尊敬，这些编辑和作者当时就认识到希特勒构成的威胁以及纳粹所带来的愈加严峻的危险。《世界舞台》的一篇评论这么写道：“这些人不是你耸耸肩、开个玩笑就可以摆脱掉的。”但是，议会政府那时候实际上已经快到尽头。奥西埃茨基1929年写道：“自1924年以来，这个能将这个国家保持稳定的体系日益强大。现在，它的受益者瓦解了这个体系。”议会制度尽管有其不足之处，虽然《世界舞台》对魏玛德国制定针对英法两国的友好外交政策不甚满意，包括对英法两国政府感到不满，有它们存在总是好的……然而此时，两者都已经被弃之一边。“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才死了不过三个月，他的大部分遗产已经被挥霍掉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923年任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恢复国际地位的主要人物。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因其主张和解和谈判的政策，与法国外交部长⽩里安于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右）

从那时候开始，面对这个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编辑和作者心中只有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悲观情绪，失去了拯救这个社会的意志。有时候，即使在1932年这个绝望的时刻，他们仍然会嘲笑起自己所处的困境：“根据政府的紧急命令，本来安排在今天上午8:30的乱局将被推迟到明天。”

这种无助感是无可避免的吗？是否如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等人所暗示的那样，对共和国政府的不断批评导致其缺乏积极支持，最终导致其垮台？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图霍尔斯基曾写道：“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企图成为一个帝国的国家，它的君主只是离开了而已。所谓的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全部同情都在被驱逐和逃亡的君主那边。”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192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英雄兴登堡元帅，他的失败被遗忘了，人们只记得1914年他作为坦能堡包围战指挥官取得的胜利。《世界舞台》写道，兴登堡的当选意味着“一千万人枉死，人们在7年中为正义、理性和进步所做的艰苦奋斗只是徒劳。”

6 早在1919年初，图霍尔斯基就很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受到怎样的批评：“我们这些《世界舞台》的同仁正遭到指责，因为我们对一切都说‘不’，因为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积极。”他的回答是悲观的，但并非绝望。他认为，在一种新的真诚和正直精神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之前，发出积极声音没有任何意义。而这正是《世界舞台》想要去实现的，尽管它经常提出实用的政治意见，也会加入到某些政治活动之中，但其⾸要目标仍然是道德上的。《世界舞台》敬佩的是这样一些人：有着一贯的道德价值观，努力避免卷入日常政治的妥协和半真半假，最后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左翼人士。他们的英雄是巴伐利亚⾸任共和制总理库尔特·艾斯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哲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而对其他一些死难者——比如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感情要淡薄一些。他们的价值观一直很单纯，这点很是奇特。《世界舞台》的评论栏目时常会赞美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他的⼉童读物《怪医杜立德》中传达的寓意（主人公杜立德医生对所有动物都抱有简单的善意和宽容，但对人类缺乏热情），这或许是这份杂志独特之所在。

库尔特·艾斯纳

有时人们会感到，因为批评无法产生任何改变，《世界舞台》的火力反而愈猛烈。随着无助感越来越强，政坛上得到编辑和作者支持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敌人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潜在的盟友——自由主义左翼和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已经叛变，至于共产党，派系斗争令其无法采取有效行动。

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无法改变社会，连有前景的政治盟友也找不到——在德国陷入这种困境的批判性杂志，《世界舞台》不是第一份。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的《未来》杂志（Die Zukunft）在一战爆发之前的处境与1932年的《世界舞台》相似。当然，两份刊物的基调大不相同，哈登喜欢尖刻、哗众取宠的文字，而《世界舞台》的编辑没有这个爱好，同情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性的信任缓和了他们的愤怒。

1927年哈登去世，图霍尔斯基发表了一篇用语极为含混的讣告。“我们当然应当向这位伟大作家的坟墓敬献花圈。但是应该用哪种花呢？”他赞美了哈登的勇气——哈登因批评德皇威廉二世被判入狱，战后遭到右翼民族主义者暗杀——也对他的影响力表达了钦佩，同时他也这样写道：“如果可以用动物来形容作家，那么哈登就是一条蛇。美丽，危险，毒辣，邪恶，捕捉猎物时激情万丈，永不满足。”

7 然而，尽管《世界舞台》努力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是与《未来》完全不同的杂志，尽管两者在态度上存在着真实的差异，二者都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当一个社会不为批评所动，那么一份批判性杂志的作用是什么？两者都曾取得过一定的实际成功：哈登契而不舍的攻击威廉二世的近臣圈子，令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冯·埃伦堡（Philipp von Eulenburg）名誉扫地；《世界舞台》揭露了魏玛共和国秘密实施的重新武装活动，报道了诸多司法不公的案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曝光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德国的政治和社会一如既往地运行着。

当人们翻阅如《未来》和《世界舞台》这样的杂志时，有时会感觉得到，它们越是无能为力，批评起来就越是猛烈。无论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还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一个悖论是，即使编辑和作者可能会受到骚扰，有时遭到监禁，但是此类批判性刊物却被容许存在。这是当权者自信还是软弱的标志？它是否表明，这样的批评只得到了不重要的少数人支持，而由于这些人影响力很小，所以被给与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无论我们怎么评价那些有着很活跃的批判或讽刺杂志的社会，历史最终让这些杂志雪耻。与社会主流和激进民族主义右翼的文化产物相比，《世界舞台》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似乎更能作为“魏玛文化”的典型代表。

魏玛共和国很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德国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内部分歧太深，无法为自由民主制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共同阵地，或为革命性变革提供有效的根基。“所谓的左翼都由哪些人组成？”一位作者1928年在《世界舞台》发问。“社会主义者，泛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你会想，这些群体同属一个阵线，只是立场上存在着细微差别？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隔着深渊。”图霍尔斯基以更笼统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德国人像是生活在一个个孤立的岛屿上，缺乏他所称之为的“对话的文化”（Diskussionskultur）。而提供这种“对话的文化”正是《世界舞台》想实现的目标之一。1930年，为了纪念雅各布松的《戏院》创刊25周年，图霍尔斯基写道，“本刊的任务旨在展示，在1930年的德国，除了希特勒、胡根贝格以及大学里那些冷漠的人，还有其他德国人存在。”（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原本想控制希特勒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工具”。——译注）《世界舞台》向世人展示了，即使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还有另外一个德国存在着，仅凭这一点，它就值得被记住。

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 1918-19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1870年以来的欧洲》（Europe since 1870: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

本文发表于《纽约书评》1980年11月6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