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红

小根，大名樊红根，男，19岁，本地农民后代，技校未毕业。刚接替出了事故的父亲，进了山区小城三线厂冲压车间，农转非。

去那儿头两个月，领试工工资，除留给家里的吃穿用度，剩下的一个都没花，外加又吃了半个月馒头就咸菜省出来的8块，总算买下了那双来回看得商店台阶都快吐露皮了的红色牛皮高跟鞋。小根妈皮鞋都没穿过，更甭提高跟的了。小根家也没女孩儿。

买下这双鞋那天，小根是打家里出事以来心里最敞亮的一天，收工后就跟山坡气象站的篱笆外头看落日。后来，又看了星空。唯一可惜的是，想等的人又没来，还是找到从前一块儿念技校的哥儿们才送走了那双鞋。

小根真心喜欢青红。打技校二年级那年，头一眼见到那个留着齐耳短发，不大言语，眼神总好似怯生生的姑娘，就喜欢了。后来认识，知道了她叫吴青红，三线子女，两岁时候跟父母从上海来到贵州新建厂。青红白净，那双鞋她穿着一定好看。

再后来小根爸出了事，家里除小根没谁能出去挣钱养家了，还是车间主任找了厂长几趟，才批下个农转非名额，小根这才顶替来到冲压车间。

不上学上班了，能挣钱养家是好事。只是见到青红的机会少了。只能在收工后，到气象站在的那片山坡空地上碰碰，哪天青红要能闪开她爸的盯梢，说上两句话。其实，俩人平时话都不多，就是互相看看也好啊。
　
青红爸，组装车间吴师傅，上海人，三线厂里的一砖一瓦都是经他们那拨儿上海来的老工人建起来的，所以虽然也没什么学历职称，光凭这建厂的老资格，在厂里说话也够牛气。吴师傅脾气不好，不过据说他跟家时候脾气更不好，青工们都怵他。青红妈妈文文静静，不怎么说话，是厂区医务室大夫。青红要穿上白大褂，就是她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吧。

小根喜欢青红的事，不知怎么让她家里知道了。所以自从这学期开学，青红被她爸爸管教得更严了，天天下课后，青红爸都跟路口等着青红，然后一路跟着她，一同回家。为这个，小根又有几个星期没逮到跟青红说话的机会了。他想青红，可想起吴师傅……还是天天在气象站的篱笆空地儿等吧。

皮鞋送出去的转天，恰好车间临时来活儿，收工晚。收工后没顾上回家吃饭，小根就绕到青红家那边的街角，心想万一青红会出来去小卖部买东西呢，问问她皮鞋喜欢么？

…… ……

要王小帅是女的，电影会叫《小根》么？看过青红高圆圆，对“女人”这一类目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一些时候，只要长得够美，就够了。

在我小的时候，总以为父母之间是没有爱情的，他们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诋毁，声泪俱下的陈述当年做了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那时候的我，以为爱情和婚姻应该是每天都像沉浸在蜜罐里，于是暗暗发誓要找个十分相爱的人结婚。


很多年后，一次史无前例家庭战争爆发，三个人都身心疲惫，我哭着问父母，既然你们不相爱，为什么要结婚？父母突然抬起头，一脸震惊，接着眼睛透过我看到很远的地方，轻轻的说，谁说我们没有爱情？那张被岁月摧残得沧桑的脸闪烁起柔和的光来。


我的父母和青红一样也在19岁邂逅了自己的爱情，那时候的父亲在大学里读书，母亲还是个乡下妹。父亲一张意气风发的脸，母亲像百合一样清丽动人。他们在17岁就有缘匆匆见过一面，爱情的芽可能在那时候就萌发了。母亲这样描述19岁的偶遇，我在路上走，远远的看到一个骑单车的小伙子，觉得那么熟悉，越来越近，父亲那张英俊的脸就越来越清晰，刹那间就像被什么击中了。他们彼此相望，用了一个世纪的时光。父亲说，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吧？这样轻轻一句，母亲就跳上了单车后座。这样的桥段像偶像剧一样浪漫的一塌糊涂。


在那个年代，他们也应该和青红一样，穿喇叭裤是最时尚的事，女生要扎两个麻花辫和穿碎花衬衣，想要一双红色的高跟鞋，男生的头发要梳的很光，有一辆自行车便相当拉风。父亲为了追求母亲也像小根一样，骑车从城里赶到母亲家楼下，为她吹口琴；也曾经因为嫉妒和母亲玩的好的男生，偷偷的用针扎人家的自行车轮胎。所有爱情里面冲动幼稚疯狂的事他们都做过。


父母用平淡的语调述说完这些年轻的过往，突然间就哭了起来。爱情太美好，婚姻太残酷；青红太美好，现实太残酷。青红不只一次的说过，贵州才是她的家，而父亲的教导却是终究要回上海去，哪里才是家？青红迷茫找不到根。小根对青红的爱充满了自卑和不安全感，这样的爱情没有结果让人孤单无助，他想要找一个点来确定他们之间的爱，却用了最极端最无耻的方式。


谁说我们没有爱情？谁的爱情不是爱着，伤害着，再纠缠的爱着，再用力的伤害着……

外滩特约撰稿 马戎戎／文

细节的力量

　　在戛纳，看完《青红》之后，台湾导演杨德昌说，影片的内容让他深有感触——《青红》中有段跳舞的戏，是表现30年前的年轻人如何背着父母跑去约会的情景。看到秦昊扮演的小混子模仿“猫王”的打扮吊儿郎当地出场时，杨德昌说当时就笑得不行，这种装扮跟30年前台湾年轻人的装扮一模一样。在他眼里，王小帅把他们那一代人的回忆勾回来了。

　　和不久之前的《孔雀》一样，在《青红》里有着更粗略、更符号化却不乏相似的时代细节：广播体操、地下舞会、烫发、高跟鞋、喇叭裤、日本电影《阿西门的歌》……去看电影的孟京辉说：“这电影，没有大的细节，但也不落下任何一个细节。”但是这绝对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怀旧”的电影，因为你不会从银幕上获得任何怀旧带来的温馨和美好，却会感受到命运的残酷：19岁的青红和父母挤在一辆吉普车中在清晨偷偷离开了她的出生地——贵阳小镇，身后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那枪声昭示着一批生命被“严打”——其中包括她的初恋情人小根，在爱她的梦想破灭之后，他强暴了她。青红的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到贵阳支援三线建设的工程师，他们的梦想是不惜一切也要重回上海。如果不是这个梦想，他们就不会干涉女儿和本地青年小根的恋爱，那么小根就不会强暴青红，也不会被“严打”。影片因此产生了一种荒谬感：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梦想，可是当这些梦想交织在一起，却产生了巨大的灾难，这或许就是那个被叫做“命运”的东西——导演顾长卫对《孔雀》的阐释亦可以完全用于《青红》：“这部电影讲述了个人和家庭、命运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年轻人期望冲破他们的命运界限的痛苦和挣扎。”

　　距“伟大”的距离

　　这正是王小帅眼中的80年代。王小帅说，《青红》是他一直想拍的电影，因为他的故事和青红非常相似：出生两个月的时候，父母带着他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候，一大片山呼啦啦都被2000多名上海人占了，小学里说的都是上海话。然而这里的孩子时常会遇到青红一样的窘境：他们把贵州当作自己的家乡，可是父母却坚持着回上海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会粗暴地干涉孩子的生活，就像《青红》里青红的父亲像押送犯人一样押送青红上下学，就像老师会当众剪掉学生过于宽大的裤脚。

　　《青红》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含义：关于个人和集体，关于自我和大众。王小帅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戏剧性：“那是个‘文革’已经过去，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的交界状态的时期；一方面异化早就存在，另一方面是人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朦胧的觉醒。 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出现的范围和深度会更广，但在那个时候，人的自我意识和时代环境的冲突，以及人的求生意志是非常戏剧化的：朦胧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却不能掌控自己，大的环境是不确定的，自己也是不确定的。”

　　然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青红》还是太沉重了，那种压抑和阴郁，让你看完电影好久还会沉得难受：看到人还是要输给命运，理想破灭，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那种难受感，让人质疑生活的意义。一种对《孔雀》的评论是：“它的呈现是准确的，但如果能够有某种救赎，能够有某种力量，它能再给我希望，再带我再往前走一步，我会更加感激。”《青红》也同样如此，我们欣赏王小帅的反思和彻底，但我们依然无法遏止对超越苦难、给人希望的力量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知《肖申克的救赎》在现实中只能是另一个佘祥林案，却依然在安迪逃出监狱的一刹那泪流满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步，是一个好的作品和一部伟大的作品之间的一步。

电影看到最后，我实在感到纳闷：青红之前不是一直不太想回上海的吗？她不是一直说可以和外地人结婚在外地生活吗？为什么在被人强奸之后，并且是被一个瘦弱得可怕，和她情书往来私下见面颇多的男孩子强奸之后，就疯魔般地要回上海呢？

想了好久，甚至梦里隐约都有“青红”两个字在浮现。终于，我决定用一种将心比心的，纯感性的方法，来小小地分析一下青红这个人物和这部影片。

影片发生的具体年代我不太确定，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我比较倾向于后者。反正那时候我还没出世。所以，理所当然地，“回城”、“回上海”这个支撑全片的主线实在难以引起我的共鸣，导演在片中用大量篇幅所塑造的这个大背景在我看来也有些薄弱。关键问题是，这个大背景，这条主线，究竟对青红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还没有想清楚。

虽然年代久远，我却自信读懂了青红这个人物，因为我在青红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青红”这个名字看起来黑白分明，但实际上，青红和千万个我这样或者她那样的孩子一样，性格里充满了矛盾、暧昧和混沌。

这种性格在与导演刻意安排的小珍的对比下显得更为浅显。一开始青红就和父亲顶嘴，态度虽然不恶劣，但也算得上是强硬。父亲不让她去实习时，她可以沉默地绝食好几天。但是，在去不去舞会，以及小珍和吕亮交往的问题上，她和小珍的态度对比又是那么的鲜明。这样的女孩子在我的身边到处都是：有些自己的想法和柔韧的倔强，青春期的她们与其说要的是爱情，不如说是自由。她们浅尝辄止于那些小自由所带来的快乐，而“地下舞会”这样的事物，“心驰神往”却要多于“亲身践之”。妥协是她们最后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说，青红在影片中逐渐发展出的对父母的听从，直到最后也变成了一个Shanghai Dreamer，也是合理的。但是，我却总觉得这样的揣测，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来说，简单了些。

十九岁的时候你有没有爱过？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傻。有的人穷其一生都不明白什么是爱，十九岁的青红也许觉得她和小根的感情就是爱了，其实那也许只是青红追求的“自由”的一部分。小珍也许也觉得自己和吕亮的感情就是爱了，其实那也许也只是她追求的“自由”的一部分。只是对小珍来说，“性”也是可以接受的“自由”，而青红的底线要高一些。十九岁的时候也许没有爱过，但谁没有追求自由的经历？

建立了这个“自由”的假说，我便从青红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矛盾，对未来的规划也总是模糊。所以我觉得导演不厌其烦地在影片的前半部表达的青红对回上海的不感兴趣也许只是出于一种叛逆，一种不愿意追随附和父母的反抗。青红在父亲的不断努力之下“变听话”的表现是否出于真心也是在令人怀疑。至于最后的自杀、发疯，虽然在我看来有些不合理，出于对女孩复杂心理的认同，却是仍然可以接受的。

毫无疑问，小珍在影片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作为青红“最好最好”的朋友，小珍不仅和青红形成对比，以显示电影作者对青红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闺阁之情甚为重要的十九岁，小珍对青红的影响是巨大的，也许如果小珍不私奔，青红就不会和小根见面，强奸不强奸的事情也就根本不会发生。所以我更愿意把《青红》看作一部青春片，至于作者力图表现的时代背景，其实可有可无，因为这样的故事，也许在细节上有所偏差，实在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

我毫不怀疑我对青红的解读完全不是导演的原意，但是我理解的青红是将她从电影中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十九岁女孩。不管如何，和另一个女孩有这一番奇妙的交流，算是这部电影给我的不多的收获之一吧。

我还没看《青红》的时候，先看到王小帅携高圆圆走在戛纳的红地毯上。我对伊的笑和伊肩上那朵硕大的黑白蘑菇（俺是粗人，就会这比喻）印象深刻：美女！看完《青红》，惊于其对那个年代历史背景的营造：第六套广播体操、露天老电影、花格喇叭裤、怪模怪样的迪斯科步伐、手工稀煤、信号脆弱的收音机、邓丽君、天天改造思想的广播……瞅着这些东西比瞅着高圆圆的笑脸还要窝心。

《青红》的时代印记来自王小帅80年代初在贵州的童年记忆。当然那个记忆距离我的这一辈可能更早些，但是在我们毗邻贵阳的什么都要慢半拍的老家，电影中的很多东西都不难看到。尤其是高圆圆那身现在看来老土的打扮，挎一帆布书包，走乡间小路上，整个就是我小学同学。不同的是由于电影拍摄的是贵阳城郊，虽是改革开放初期，生活状态比我童年的乡村记忆还要富足，可见城乡二元、贫富差距之源远流长。

当然了以上所说都不会成为你中意这电影的理由。这样的一个电影，远去的时代，陈旧的题材，以艺术的名义，实在是太难让当下的年轻人中意了。所以租碟的老板就会说，你的品位独特呀，专挑有深度的，今儿又要深沉一把？呵呵，我说，我是个俗人，听说拿奖才看的，而且要是国外的奖，不拿奖不看。

线性叙事，简单直接。长短镜头结合运用。节奏缓慢。没有配乐。原音录制——生活的真实不加修饰地呈现。整部影片充分体现出导演还原历史本相的野心。正如王小帅的同类贾樟柯所说：“我愿意做一个目击者，和摄影机站在一起，观看眼前的一切。”这本身可不是大众化、现代化的形式。而“第六代导演”坚持艺术的本质，他们的选择也有足够正义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国外屡获奖。

王小帅说：“我希望大家还能记得，电影是以艺术的名义诞生的。我仍然会继续坚持在中国挖掘艺术电影生存的空间，为爱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提供艺术电影。” 这其实就说出了艺术电影的命运：被有限的人保持关注，票房空间永远有限。不过换句话说，扒掉《星战》之类电影的科技的“皮”，纵使有电影大师对卢卡斯的吹捧（这种吹捧往往是相互的，请不要忽视），也不过是一场快餐式的视觉盛宴而已。

说说演员的表演。有人说电影中青红定位是“林黛玉”，其实被高圆圆塑造成了活脱脱的“周芷若”；有人说“小根”扮演者纯正的京片子跟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挨不着边；有人说咆哮着的不近人情的“父亲”一角形象单薄，以至于没有得到青红包括观众的理解和原谅。王小帅如是阐述电影的矛盾冲突：“已经长大了的下一代不会理解父母的心愿，他们对故乡一无所知，他们热爱的恰恰是脚下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还有，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他们情窦初开，恋爱开始了。这加紧了父母们的危机感，他们不想看到下一代继续他们的命运，于是两代人的矛盾开始了。”——片中所有的矛盾都有一个悲情的结局，而一切看起来并没有被原谅。尤其“父亲”一角。胡兰成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来，是青红还不懂得，观众还不懂得。或者，是导演王小帅没有懂得？
 
影片以一个长达数分钟的空镜头结束，雾气中绿意盎然的山区全貌，半夜偷偷逃离的青红一家乘坐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缓缓盘旋，一切显得静谧而诡异，然后是刺耳的三声枪响。越望后，镜头似乎越贪恋狭小的空间，一直不舍得伸出带着一家人逃离的车厢。而车窗外面，人流倒退，一切幻化成空，车里的一家人都害怕窗外，逃离窗外——他们终于离开贵州逃上海去了，可惜他们内心没有办法逃离那三声枪响。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让一代人魂索梦牵的城市：上海。

人很多时候或许是最可怜的动物，不管他在想什么，在思考什么，他的一切行为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上。曾经一个不到二十岁如我的少年，对物质的所有替代物，随身听、钞票、女人、江湖地位等充满了狂想。其实抛开这个电影，一代人的物质想象，都与那个叫做上海的地方紧密相关。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骄傲于他老“上海牌”的机械手表，而现已年过三十的小姑姑至今仍然津津乐道于她19岁那年的“上海头”、的确良衬衫和健美裤。等到我梦想考大学进上海的那一年，我清贫的父亲开始害怕这个城市高高在上的物价。你要是到上海去上学，听说那地方白菜都一块钱一斤，我怎么供得起你，父亲说。到如今白菜卖一块的城市已经遍地开花，我还是害怕去上海。我分析了一下原因，不是怕上海白菜贵，而是上海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高得有点不正常。

不管怎么样，我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决定不了上海，所以上海历来是人潮汹涌之所，去的已经去了，来的尽管来着，无数人颠沛流离，为了跟光荣的上海人分一杯羹，他们乐此不疲。电影里，青红的上一辈们气急吵架的时候，就开始操起上海话来，你看，他们需要用有关上海的一种形式来表达出内心在别处的窝囊。所以原本的上海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怀念上海，有足够的理由朝上海狂奔，狂奔不成有足够的理由后悔——我觉得这道理不仅适合《青红》那个年代，也适合现在。希望不再适合将来。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总希望天地下苍茫一片都是故土，也便不再有乡愁和流离。其实我们之所谓故乡，不也就是先人漂泊的最后一站吗？如果我们可以在陌生的土地上让关于故土的念想自然死亡，那我们的下一辈也一定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陌生的土地上大胆恋爱，繁衍生息；可是我同时又是现实的，我知道人们走多远都走不到家。那里才是故土呢？苏东坡云“此心安处是吾乡”，那是因为他的年代还没有诞生上海这样一处繁华，要不然苏轼老儿早心痒痒，买票飞上海签名卖诗去了。

说的《青红》，最后居然跑题了。不爽，大叫一声：故乡啊故乡，上海啊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