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立国不正，亡国有日。”

虽然刘和平和张黎免不了还要多多的拍点烂片混饭吃，不过能让主角不动声色地说出这样的句子来，说明《雍正》和《共和》至少不是用的别人当枪手。隐讳啊，羞涩啊，含蓄啊，台湾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宣示其彷徨和焦虑，神神道道地怀疑“到底是国家承载着幻觉，还是幻觉成就了国家？”，我们只有平淡的压抑，水波不扬。大姑娘的盖头，谁也看不见，但种种迹象看来，似乎好像或许可能——真的是个丑的。

历史莫谈，虽然一多半属于子虚乌有，但也至少比吐血三升好得多。1566年，平静无波，远不如1644年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广播（插：如果吴真的是为了红颜，我敬佩他！），这一个历史的片断，只在于我们著名的海青天以一个六品职官刚刚有权力上梳的情况下，上了一道著名的《治安疏》，此文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写到后来，估计是挥洒之间不能自抑，越写越激动，把民间骂皇帝的土话也一股脑写上去了——停笔，荡气回肠，恨不得再加两句。

海大人是不怕死的。从小到大，他的寡母就以严厉名，我们的大人也以阎王称世。他有道德的高度。海大人牛×就牛×在，我可以指责你，你却不能指责我。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他的老婆女儿是多么多么的可怜，但是当初，那也是人家别人绝学不会的资本。可敬啊！没有缝的蛋，无懈可击的人——可怕啊！

大明莆开头，尚还趾高气扬做人不会低调的冯保用太监的通俗语调问“今年为什么不下雪？”于是我们终有一死觉悟的钦天监周云逸沉痛深沉地回答，奸臣当道，贪墨横行，民不聊生，皇帝不管——于是就廷杖死了，血慢慢地流出来——开始下雪，大雪，大雪纷飞里帝国的中心开始议事，苍老的帝国首辅严嵩佝偻着坐在椅子上，旁听严世蕃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吵架（于我等历史爱好者来说，这算是千年难遇的奇观），皇帝坐在幔帐后面，偶尔还上个厕所什么的，吵得再凶，好像也不过云在青天水在瓶，只是，缺钱啊缺钱，怎么办？

年尾不发红包，朝臣们不干了，又是大雪纷飞的夜里，举着奏疏齐唰唰在宫门外抗议，阁老们来劝，不听，皇帝没有办法——关门，放狗，让家养恶犬东厂太监咬人，心情惨死，摔东西说老子不搬家了，阁老尚书们跪在殿堂外哭成一片，道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这是大明里出现频率第二高的一句话，出现频率第一的话是——谁来担罪？

出了事，是你担罪，还是我担罪？

把这几句话联在一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嘉靖和万历二三十年不上朝，朱由校宁愿天天做木工活。我们老朱家的祖宗设计了一个太完美的制度，他像海瑞一样废寝忘食浑然忘我，不惜杀几千几万人以传诸子孙——可惜子孙担不起，必然担不起，谁有错，谁的错？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死了，开篇大雪，结尾大雪。不久之后，张居正和那个开头的小太监联手挤掉了高拱，事实上的摄政天下。以前我认为我很清楚，然而到至今我迷茫了，所谓的张居正的改革，到底是延长了明的寿命，或者，早该加速它的灭亡。

读史十年，越来越迷茫，反不如十五六岁的时候，崇拜张江陵的要死，半夜打着手电筒看万历十五年。

皇帝，太子，世子，一个山字，老百姓是江。这句话，放在一百年前说，或许还有人相信。

五千年，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视界，非也；人心，非也；制度——非也。

我们还要改变什么？

——谁来担罪？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566对于我2014年的观剧经历来说意义非凡，因其开启了俺全年一部部追看张黎导演剧的进程。这部1566我几乎是十几天内一扫而完，看罢之后仍恋恋不舍。

后来又因着对嘉隆万三朝的兴趣，翻起了沈德符的“八卦集”——《万历野获编》，从种种事迹中，终于知晓1566主角之一的嘉靖帝的历史真实品性（确属“难缠的主”），再联想到1566的情节和归旨，以及明清史研究中颇为着力的皇权问题，不吝浅陋地把这影评写出来。

1566前35集的“改稻为桑”事件，情节曲折，涉及面颇广。镜头时而转向庙堂之上嘉靖与群臣的权斗，朝堂之下严党与“徐党”的对峙，以及裕王府的动荡；时而转向千里之外的浙江，地方官员的奸诈欺上，官商勾结的情事，东南抗倭的状况，都表露无遗。这一系列的政事、民事、军事搅合在一起，让人觉得“改稻为桑”复杂无比。然而，追根溯源，这事究竟有没有这么的繁复呢？在第一集里我们早就看到，严党提出“改稻为桑”的主意，便是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通过内阁一干人的对账情节，可以知道，这财政上的亏空，很大一部分是嘉靖帝为了修万寿宫而花费的。不过群臣在对账时，只敢相互指责对方浪费了钱粮，丝毫不敢牵扯君上，连高拱和严世藩争嘴时，都急于撇清对方扣上的“皇上不该修万寿宫”的帽子。

在群臣争得不可开交时，嘉靖帝只是端坐于上，静观他们的厮斗，只关心最后严党提出的“改稻为桑”是否能弥补亏空的事。

当嘉靖帝听严党分析“改稻为桑”能带来六百万两的白银的收益，终于喜笑颜开，立刻将其定为国策，下令在浙江推行。上头一句话，下头跑断腿，在那个年代（现在也是），没有调研也没有考察，一帮对下情不够了解的官僚，窝在一室之内，就做出了天大的决策。上主听信群僚之言，也下了最终的决定，殊不知这已为东南的浙地，带来了无妄之灾。

于是我们看到，浙地的稻农甚至包括像齐大柱这样的桑农，都拼力抵抗朝廷的“国策”。杭州知府马宁远，以马踏秧苗的极端方式，强制执行。可胡宗宪的下属戚继光，又将军士和马匹撤回。马宁远和戚继光其实都是胡宗宪的人，但胡宗宪这种看似矛盾的作为，反映了他对“改稻为桑”的根本否定，但碍于“国策”，碍于师尊严嵩，他只好以这样一种半推半就的方式执行。后来严党麾下的郑、何二人，和宫里的杨金水公公、富商沈一石，居然策划了“毁堤淹田”的对策，这纵然是群小猖狂，奸佞当道，但归根究底，他们敢冒此大不韪，还不是嘉靖的拍板肇始的吗？

这个贻害万方的“改稻为桑”，危害不尽于人为的水患。浙地胡宗宪的抗倭大业，更是因此雪上加霜。原本倭寇中就已多大明自己的流民，都是因为时局所迫，吃不饱饭，才不惜落草入寇。如今毁堤淹田，更民不聊生，胡宗宪说，浙地的倭患，还要因此再肆虐数十年不休。

年初的一个庙堂决定，就让明朝的东南不稳，万民受灾，这“国策”制定的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不过始作俑者的嘉靖帝，依旧在他的仙观皇宫中，期待着他的子民为他种桑织丝，货于外商，再为他奉上白银，以供他的修仙大业。

剧情向后发展，“改稻为桑”造成的肆虐就更大更广，完全不符它的初旨，相反，朝廷还要拿赈灾粮，安抚东南局势。可这时嘉靖帝算计的，却是如何抄没沈一石的家财以饱国库。

但沈一石一案最终却烧到了嘉靖帝自己的头上。杨金水不惜装疯，为的就是掩盖隶属皇宫的织造局的贪墨情事。所有人都知道，再大的事，也不能摊到皇帝身上，否则自己死无葬身之所。当然，沈一石一案还牵扯了众多严党，“徐党”借机让嘉靖帝看清了严党的过度贪婪。嘉靖原本应该也是知晓自己的宠臣手脚并不干净，但也没想到严党的幽幽巨口甚至大过了自己，于是他真的愤怒了。剧中嘉靖伏在宝座之后，身子向前探出，恶狠狠地叫道“那是朕的钱！朕的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视万民为私财的皇帝，又怎能忍受臣下分割禁脔呢？于是，为害十多载的严党轰然倒台了。嘉靖恐怕此时在心中，已将一切罪责都归于严党，依旧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其实严党正是凭借逢迎圣意而屹立多年的。

也因着这个心理，后10集中海瑞和嘉靖的对抗，才会那么尖锐。海瑞的上书，在我们看来觉得并非那么严重，臣下直谏，历来有之，李世民几次三番被魏征的直言气到不行，但最终还是饶恕了他，甚至听从了劝告，何以这位嘉靖皇帝看到海瑞的上书，反应如此激烈呢？我想，这里面的水就深了。要知道皇权势力外在消长的表现，都是统治者暗中操纵、良苦用心的结果。这位以“大礼议”奠定威严的嘉靖皇帝，一生中不是没有放权的时候，但那都是他的权谋，不是真正的谦恭。而海瑞直谏他的时节，正是他决心逐渐淡出政事，真正安心修道，以伺“千秋万岁”之后裕王登基的时节。虽然他此时年岁已大，也决心淡出，但他依旧不敢放松，尤其是不允许他人对自己之前的作为指三道四，因这不仅会危及自己的当政声誉，更可能会危及自己清修安度晚年的生命。历史上的嘉靖帝以“二龙不可相见”为由，疏远与儿子的感情。原本历代君上与太子的关系就微妙无比，嘉靖和自己的儿子裕王更可以说没有什么感情，这时候嘉靖担心裕王为了早日得到皇位可能做出出格的举动，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此时，裕王曾举荐的地方小官海瑞，竟如此大胆指责自己，让嘉靖不由自主地视之为“逼宫”，岂能不发狠？

其实平心而论，可能嘉靖帝自己也知道，任用严党、一心修道等事，确实是自己为政中的污点。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也就承认了自己的过失，然而作为君王，除了自身“天命授予”的自傲，还有身在高位不胜寒的自怕。这些都决定了他不愿面对自己的过失，也不能面对自己的过失，只能将这一干罪恶，责于群臣，将罪恶的恶果，付于生民。当一个国家仅以一个人作为象征，这个人的心灵必扭曲不同于常人，取天下之膏脂以供我之淫乐也好，指责朕为贤主而群臣为佞臣也
好，都不过是看似威严权重、实则危若累卵的皇权的发展必然。

在承接皇权的人眼中，他们必然要认定，皇权天生无罪，也不能有罪。

万方有罪，朕躬无罪。

《大明王朝》中的经济帐


 

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趁着春节假期的空闲时间，笔者把湖南卫视在新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一、与《雍正王朝》的比较

刚开始看《大明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笔者觉得它比多年前另一部也十分有名的历史剧《雍正王朝》还好看，但看着看着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笔者觉得《雍正王朝》好看，其实是冲着里面描写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去看的，就是里面所说的雍正推行的“新政”，即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这几项，这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在历史上，这三项经济政策中其实以摊丁入亩最为重要，其本质是人头税改为地税的一项税收征管改革。火耗归公次之，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瓜分税收的制度的改革。至于士绅一体纳粮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反而在剧中描写的笔墨最多，这主要是因为《雍正王朝》想反映的矛盾之一是雍正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对立，所以描写的重心都在田文境主持的“士绅一体纳粮”这其实并不算很重要的新政之一上。反而李卫在杭州主持的最为重要的“摊丁入亩”，却只是一笔带过。至于“火耗归公”就更是几乎只提了一下，没有作任何具体的描写。所以这是这部电视剧让笔者觉得比较可惜之处：看完了《雍正王朝》，恐怕绝大部分观众还是弄不明白什么是摊丁入亩吧。

反观《大明王朝》，第一集就是以一场针锋相对的财政结算、预算的内廷、内阁会议拉开帷幕，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经济政策）。当时乍看之下，感觉里面的描写十分具体细致，就联想到如果《雍正王朝》描写摊丁入亩也能像《大明王朝》这里描写“改稻为桑”那样详尽细致就好了。

事实上，如果细心对照，观众也许就会发现，《大明王朝》在某一点上是模仿了《雍正王朝》的。如前所述，全剧一拉开，矛盾就聚焦在财政危机上。《雍正王朝》是借围绕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朝臣诸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大明王朝》也是借围绕嘉靖年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上至朝廷的权力斗争、下至地方的贪墨（贪污）治理之争。从矛盾的设置来说，确实《大明王朝》是更胜一筹，不过后面笔者会谈到，其实那是因为《大明王朝》中的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人为虚构的，也就可以方便地人为集中矛盾。反之，《雍正王朝》基本上是照史铺陈，历史自然是松散得多。

《大明王朝》的剧情铺展的逻辑大致如下。因为国库严重亏空，于是引出以加大丝绸出口“创汇”来填补亏空，于是引出提高丝绸生产规模的必要性，从而引出增加种桑规模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的必要性。然而，由于这个国策其实整个儿是虚构出来的，与《雍正王朝》中的摊丁入亩之类的“新政”确实史有其事完全不同，后面本文将从经济逻辑上指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明显不是太懂经济，从而造成这个故事虽然从矛盾设置的角度上说是很精彩，但其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刚开始看时笔者还并不知道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以经济常识来逐一对照，就已经觉得问题甚多。

 

二、明朝的海禁与倭寇

首先，这部电视剧把嘉靖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意图的实现，完全托负于对西洋出口丝绸的海上贸易，甚至把当时浙江历时十年的剿灭“倭寇”的军事行动部分地解释成是为了扫清把丝绸运送出口的海上通道，这可以说与真实的历史情况恰恰完全相反。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古代以严厉实施海禁而著称的朝代之一，其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 70》），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朱棣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 27》）。到了《大明王朝》所描写的嘉靖年间，明世宗（即嘉靖）亦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世宗实录》）。

至于“倭寇”之害，正如近世史家澄清的那样，虽然最初确实是由于有小部分日本人因国内战争失败而流蹿到中国东南沿海作奸犯科，但到了后来，其成员主体已经主要是中国人，尤其是原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经商活动的百姓。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是被逼到烟波浩渺的茫茫大海上去了。也就是说，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相比之下，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海盗、走私活动。然而，明朝却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厉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这样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近来有些言论认为，整个明朝政府虽然不鼓励海上贸易，但即便禁止也是口头说说，实际明朝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些“新论”并没有提出十分有力的资料作为支持。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倒也确实并非自始至终地禁止海上贸易，而是在倭患平定后，渐渐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巨大财富，在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嘉靖之子，《大明王朝》中的裕王）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百姓到东、西二洋经商，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随后中国的海上贸易确实得到了蓬勃、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在日本广岛发现了泉州明代船旗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是嘉靖以后的事情，嘉靖在位年间是不可能出现剧集中所描写的情景的。

 

三、“改稻为桑”的虚构问题

其次，即使退一步，容许作为艺术作品的电视剧有适度的虚构，假设嘉靖年间可以像宋朝那样有相当可观的海上贸易，那么以剧中提供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很多不妥当之处。

例如，剧中提到，一匹丝绸出口的价格是10两以上（剧中前后说过两个数据，都不一样，但都在10两以上），在国内销售的价格是6两，那么出口无疑确实有巨大的利润。于是同一块田种桑比种稻有更高的产值。这里又涉及到一些农业常识的问题，《大明王朝》的编剧也是相当混乱的。如桑叶是从桑树产出的，不是插桑苗的。网上有出身浙江农村的朋友指出，农民种稻之余也会种植桑树，这是自古以来的种植传统，并不存在剧所说的不愿改稻为桑的问题。而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则是“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也就是说，种桑所需的田，与水稻需要的田不同，并不存在桑与稻争田的问题，这是整个虚构情节在农业常识上最大的疑点。

然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姑且假设桑真的会与稻争田，既然一块土地用于种桑，产出桑叶后养蚕织丝的产值，是高于这块土地用于种稻产出的粮食，那么农民也是“经济人”，不会有钱不赚，又何用政府来强制推行什么“改稻为桑”？

事实上，治明清经济史的专家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地区，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至于桑田与稻田的产值，以浙江桐乡的数据为例，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所以，桑田的产值确实高于稻田，主要是丝绸产业本身的规模制约了种桑的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然地形成桑田的市价高于稻田，因为桑田的收成（产值）高于稻田。在这价格机制的刺激下，农民会自发地把适当的田地改稻为桑。这当然会导致粮食的减产，粮食价格会上升，使稻田的产值上升。而桑叶的增产则会拉低了桑叶的价格，导致桑田的产值下降。这样一升一降，市场力量会自发地调整，使整个经济体内稻与桑的比例达到最优。

当然，可能改稻为桑之后，种桑所需的人手少于种稻，导致劳力过剩。但这里有两个调节机制，一个是正如《大明王朝》中的丝绸大户（商人）沈一石所言，卖掉稻田的人或者转而做桑田的佃农，或者到织房去做生产丝绸的产业工人，这无非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本来就是所谓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同样可以由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使各个部门的劳力生产率趋于一致。

 

四、借古讽今的用心

以上是假设政府不动，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当然现实也没有那么理想，政府也有它的作用在里面。但以《大明王朝》这电视剧的剧情而论，它安排的是政府官员想从“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中上下其手，得以贪污。于是农民不肯改稻为桑的原因，不是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知道桑田的产值高于稻田，而是官商勾结，要贱买稻田。

以剧中提供的数据，稻田丰年的时候价格是五十石粮，歉年的时候价格是四十石，而淳安两县被淹后海瑞所极力争取的，也只是三十石。但官府却“黑心”到想只以六七石粮的价格来收购田地，于是这黑心的浙江官府，一上来就以马匹践踏农民才插下的青苗，后来更不惜在端午汛的时节，悍然炸毁九道堤坝，淹没农田，以求毁田压价。

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笔者想到的是，这样的剧情是在借古讽今，大概是影射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低价收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但其实征地的问题在现实中要复杂得多，不是剧中表现的那样简单粗暴，而且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规限，实际上低于农地（注意，不是农地改成工业用地之后的）市价征地是不可能的。于是笔者为编剧想到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要贪污！如果丝绸大户要按市价买稻田，利润当然要比贱买农地低得多，这利润要同时供给沈一石等商人的营商收入与官员的贪污，自然导致贪污的空间少了，官员是为了便利贪污而这样不惜代价地造成贱买土地的局势。

但后来的剧情发展几乎又是否定了这一点。首先是沈一石家产被抄没后，郑、何两个官员把他的“固定资产”作价卖给徽商，计算细帐时提及，沈一石名下的桑田按市价是一亩五十石粮。这么一看，桑田的市价竟然是与稻田一样的！那怪不得沈一石不肯以五十石的市价来买稻田，因为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利润可言。既然说桑田的收成高于稻田，桑田的市价就不可能不高于稻田。其次，沈一石的家产一抄，居然发现他是个空壳，所谓浙江首富，家中只有不到二万两白银。这就更让人疑惑，沈一石干嘛要那么热心地卷入到这件事中去？他根本在这里面赚不到钱，赚到的钱都给浙江官员和织造局的人贪去了，沈一石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谈起？任何官商勾结，当然商人一方是要向官员支付贿款，有贪污的成本在内。但如果扣除贪污的成本之后，其利润还不如正正当当地做生意，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跟官府勾结，额外地支出贪污的成本？如果说农民不肯“改稻为桑”是他们有可能太老实而不懂算经济帐，那么沈一石这个“正牌”的商人，怎么竟然也不会算如此简单的经济帐呢？

 

这些细节追究起来，就会觉得整部《大明王朝》的所有尖锐矛盾，从一开始的基石就极不可靠，官员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急于“官逼民反”，商人也没有必要如此白干一场地卷入其中。其实，从这剧集所设定的矛盾焦点来看，去拍王安石变法可能更为适合，因为那个年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路线之争、新旧党之争、人事之争，全都有历史现实为基础，比起《大明王朝》这样立论基础差不多是完全凭空虚构的，总要可靠得多。毕竟，真实历史与本来就是从万千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或经济学原理，是不会有逻辑上的冲突矛盾的。

大明里写胡宗宪，大体用的仍是走向共和里洗白李鸿章的套路，上下掣肘，左右胁迫，有报国戮敌之心，无奈命运乖蹇，不得不做下许多违心之事，十分悲情，也十分狗血。虽然海瑞才是编剧力主刻画的悲剧人物，但他是帝国根深蒂固的政治体制下的牺牲品，因道德的至高和精神的绝望而被塑造成自我牺牲的殉道者，正如海瑞本人的绝对孤独一般，他的悲剧不具备也不需他人关注以任何私人感情。胡宗宪陷入的困境却是一种常态，做人可独善其身，做官则必须兼济天下，私情公理，舍此存彼，几千年来如是，让人觉得亲切，也份外惋惜。

比较二人在剧中的境遇，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还是个私心过甚官僚本位的政客，大明里的胡宗宪却差不多可作为循吏的一种范本，编剧对这位浙直总督应该是充满厚爱的。要求一个政体里全是如海瑞的清流显然不切实际，多几个胡宗宪一样的治国能臣，则国事尚有可为。能作为范本当然不是说没有弱点，同样是一心求死，海瑞备棺上疏的行为是责任感的体现，而台州战场上的胡部堂，只是在两难的局面下希冀逃避。严氏父子在明史中归入奸臣传，一干阴附者著名如赵文华鄢懋卿皆隶属严dang，收录于同一列传中。胡宗宪虽结交赵文华在先，贿赂严家于后，加赋敛财，私生活奢靡，又有献祥瑞媚上行径，撰史者并未将其视为奸党一类，因其力行剿倭，惠及东南，功在社稷，曰“以奢黩蒙垢”。剧本里避开了正史中这些更富争议的表现，将他对严dang的攀附解为对严嵩个人的感恩之情，虽然依旧血肉饱满，无疑削弱了此人性格中的多面性和矛盾性。

这是个谨记为臣者本份的完美臣子，按剧中一再提及的“媳妇论”，称得上是一个孝顺翁姑，友敬叔伯，关爱后辈，勤恳持家的好“媳妇”，虽难为无米之炊，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勉力做到和光不同尘。嘉靖赞他“公忠体事，老成谋国”，固然是对臣下的最高肯定，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负担。

“顾全大局”是个很悲情的词。其时，东南局面可谓错综复杂。江浙是鱼米膏腴之地，又因诸多历史因素影响，明代赋税本已极重，负责内廷供给的织造局也设于此，由中央派内臣管理，常有威胁本地官吏之事发生，宫中又每每滥赏无度。嘉靖末，外有倭患猖獗，内有国库亏空，不得不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为卖给西洋以补亏空的五十万匹丝绸提供原材料。胡宗宪身为封疆大吏，不可能不知道此事牵涉层面之广，只可徐徐图之。织造局勾结浙江布政按察两使毁堤淹田，欲强使百姓改植桑苗，两县耕地被淹，百姓死伤无数，面对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不能漠然视之，也不能波及内廷和内阁，只得将责任归于修建堤坝的河道督察和两县知县，并上疏自辞，所谓被人卖了还要护着他，此是无奈一。朝廷也知情势危急，不准辞呈，仍令其管理东南军事，国策也还要实行下去，朝中两派还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宁可无视饥民饿殍遍野，也不肯拨粮赈灾，此是无奈二。如胡宗宪自己所言，躲得过“改稻为桑”，却躲不过日益逼近的倭寇，该面对的毕竟要面对。“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他的身家性命其实全系于东南战事上，一朝东南靖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无休止的弹劾清算。这一点，他看得明白，严嵩也看得明白，但事已至此无路可退，此是无奈三，也是为臣者不可扭转的死局。

正史里胡宗宪最终病死狱中，剧中没有交代他的结局，算是给极尽险恶能事的朝堂留有一点念想。读史书往往感慨万千，盖因千年以来，无论循吏诤臣，抑或通常所说的奸dang，能青史留名者，善终的又有几人？

    海瑞，国之利器。抗豪强，斩荆棘，治太平。明主得之，犹如得一龙泉宝剑。然而，这一位煮海的张生，可做万世清流之师表，历代官宦之楷模，却万不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哪个女子嫁了他，可谓前世不修。
    就像海妻——《大明》剧中苦人不少，但若论起最苦的人，非这位海氏夫人莫属。
    剧中，海瑞登场之前，先有谭纶一番介绍作序幕。这位谭詹事，为证明海瑞的人品德操，一上来便大讲其纯孝——明朝以孝治天下，自“二十四孝”以下，孝道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圣人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即一个人如果事父母而孝，则绝不会犯上作乱，亦即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谭纶口中讲的，海瑞这个千古第一忠臣，“说来你们不信，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他一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着老母睡在一室。”
    孝之一字，若是出于亲情，自当感慨赞叹，然而做到这般极端，又显然超出了常理。明朝严苛的理学逼出了许多“亚精神病”，徐文长就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海瑞的诸般作为，也曾被后人若有意、若无意地扣上了“偏执狂”的帽子；而从现代心理学揣度，这种近乎荒唐的做法，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过分的恋母情结。
    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第一灭的便是男女情欲。这种流毒千年不灭，即便是《红楼梦》这样至情至性的小说，也不免有“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句子；甚至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中国文学，也还是不断出现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革命斗士。以正统清流自居的海瑞，更是将端方严苛的“君子气质”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他看来，娶妻成家，不是为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他娶妻子，一是要一个伺候他“阿母”的佣人，二是要一个给他海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至于这佣人有没有尊严，这工具有没有情欲，他是完全不必也不屑去考虑。
    于是剧中，海妻动辄得咎，海母稍不如意，做儿子的便立刻将罪过归到妻子身上，言语间不茍言笑，全是一副牢头神色，搞得海妻终日僵着一副面孔，长篇剧集里没记得她笑过几回。
    如果海妻是一个无知无识的蠢物，也还稍平人心。然而，剧中的海妻，是个知书达礼、隐忍善良的女子，既有柔情万种，也有娇憨活泼。情深至处，能婉转地引《诗经》里的句子来吐露心意；至于侍奉婆母尽心尽力，体贴丈夫无微不至，真是万世修不来的好媳妇。
    然而这样一个人，眼睁睁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浸淫下，变得日益木讷、呆滞。
    片尾，海瑞获悉妻子千里之外难产而死，终于面露戚容。我心想：这下该念一念夫人了吧？哪知这一位，“强作镇静”地以一杯酒祭地，抬头吐出一句话，竟是——“海瑞不孝。”
    我真是出离愤怒了！
    一个女人，风里雨里伴了你几十年，如今因你拖累而死。哪怕是条狗，也该念念它的好处。可我们的海主事，第一个念头想到的，还是自家，牵挂的，还是他海门添嗣续后无望，至于那个活生生的人，对那个朝夕相伴有血有肉的人，可有一分留恋？
    我景仰海瑞的刚毅正直，尊重他的忠勇仁毅，愿做他的同仁，他的仆役，他的子民。然而，身为一个女子，在我的眼里，海瑞绝对可敬不可亲——即便终生不嫁，也不能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