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虎

文：廖梓

公众号：抛开书本

腊月十二，腊八过后第四天。在年味儿刚刚热起来的当口儿，一部从上海衔着金爵奖而归的电影《东北虎》跃上了国内的银幕。

这是导演耿军的作品第一次登上大银幕接受观众们的考验，此次上映显得意义非凡。

一位从未进入过院线的导演拍了一部叙事手法独特、节奏缓慢的猛片叫《东北虎》。

即使金爵奖加身，还有章宇和马丽两位明星坐镇护航，却依然放弃了众多影片都趋之若鹜的贺岁档，选择了国内电影市场偏冷的一月上映。

在这样反主流、避市场的选择中，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出它定有不同于其他普通院线片的地方，愿闻其详。

于我而言，电影《东北虎》的意味颇为繁复。

导演耿军将目光重返于中国的东北【鹤岗】，一个足够冷冽的酷寒之境。

在这个边域小城中，导演用一个似乎始终重负的男性徐东去追索一份“失意的诗意”。

在“沉重且缄默”的矩阵中，既是生命的闭锁，亦是生命的舒展。

壹 叙事 就其整个电影文本而言，叙事是断裂、有拼凑感的。

一个兼具人民教师与卡车工人的丈夫徐东，在妻子美玲即将分娩前夕，遭遇了生活危机。

一边是情感外遇，一边是动容的情义讨伐，以及一份贯穿始终的自我与他人或社会的阻隔与矛盾。

于是，稍作结构划分可以发现三组叙事组合段：徐东、美玲、郭月的情感之迷；徐东、马千里的价值破产；与徐东、小罗的意义缝合。而徐东构成了这三组人物的核心与转折。

1.情感之谜 必须得说，在整部影片中，情感层的叙事比较功能化。

徐东的“情感外遇”作为家庭价值的缺口所存在。家庭美满作为一个核心价值序列，在其中滑落一层暗淡的灰霾。

这不仅在开篇与妻子美玲即将分娩产生了一种内在戏剧张力，还为美玲奠定了主要的戏剧动机，即“侦破”“黄发女人”的事件，同时也构成了徐东在电影中无所不在的困境。

2.价值破产

第二层的叙事占据了电影最大的叙事部分。在徐东/马千里的人物关系中，存在着一份共同的结构维度，便是某种崩毁废墟之上的“破产者”形象。

无论是马千里被大资本所欺骗，或是被文化所戏谑后的价值死亡，试图用暴力去回应那句轻蔑与赖账。

亦是徐东始终面临的价值困窘的内心窄门或浮桥，那份看似要溢出来的凝滞、行动无力与断裂。

都在互为对应的勾勒那个在特定的文化中所携带的，无处躲藏的，人之囚束、颓靡与封锁之势。

必须陈述的是，很有意识的一个设置在于，导演在给徐东与马千里两者中，分别组合了一个“特殊形象”，徐东和诗人小罗、以及马千里和口吃工人小二。

两人既是身体性的“疾病”，也是象征意义上的“患者”。

这两个人物共同贯穿一个背景：都在社会大结构失业的浪潮中，暴露自身身份，呈现自己的症候。

延伸之意则是两者都是社会、文化矛盾与裂隙的直接产物，某种创伤的亲历者。 恰恰这刻意的设置，也带出了叙事中的微妙与眩晕之处。

3.意义缝合

第三层叙事聚焦于徐东、小罗的以及口吃工人的组合之中。

小罗是一个介于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分裂形象。

一个最游离于叙事之外的“文化者”，一个超越叙事的微弱救赎者。在电影中只为了写作“诗歌”而存在。

在经济凋敝中，三两商贩与徐东拿着小罗写好的“诗歌”喊卖却无人前往的文化落魄，是一种时代围困的自然逻辑，也是以“诗歌”所象征的文化灿烂及真理所作的微弱抵抗。

包括口吃工人小二在巷子口叫卖“梯子”时的标语“登的更高，望的更远”，虽然生硬突兀，但也意味着真理并没有彻底消弭。

也许用“呐喊”的方式更是猛烈与迫切，去召唤出那个时代之境中的真理显现。

影片结尾，徐东、马千里、小罗围坐小酌，小罗以一种似睡非睡的姿态呈现，徐东告诉马千里不要去打扰他，因为小罗正在以一种方式替其“报仇”。

这种迷醉与赋予激情的“梦境”状态是“文人”创作的佳境。

小罗正在不断创作绵绵不断的“美好诗行”，以此来消解那个巨大且冷冽的现实秩序，去跨越阻隔的沟壑，获得一份意义的确认与命名的“虚拟时刻”。 也许正因为叙事的多重维度，其意义的表达上也显得繁复与暧昧。

贰 形象 至于“婚外情”的失败，导演却以一种讥讽且相对高级的处理，将出轨的徐东、怀孕的美玲、郭月几人，通过“全家福”的形式，含而不露地表达了集体的“喜剧般的荒诞幽默”。也以家庭中“局外人”郭月“对杯空敬酒”的举动，做出嘲讽的自指。 而马千里和徐东，从最开始的“敌对者”转变成了时代捉弄之下的“小丑”，完成了由对抗到近乎统一的意义弥合。

对于那个呐喊真理的口吃工人小二、那个马千里还欠五百块钱的“狂人”，到最后都没有归还他那五百块钱，没有实现马千里对他的诺言。

同时，那个由有精神病史的小罗写出的诗集，除了徐东自己购买了两本之外，还有其他人购买吗？

这一切在电影结尾中，不再具有一个明确的指代，不再被赋予一个清晰的意义路径。

一边是被历史文化所蒙难的创伤形象；一边是一种时代“神谕”或指代救赎之力的“文化形象”，在电影的意义结尾中，更显得像是一个无为的历史时刻，等待一份回应。

叁 结尾 电影的结尾，在我看来，是一个经典的精神分析式的结构。

在一切闹剧落定之余，徐东回忆起了自己孩童时刻那个记忆中的“母亲”。

那个带有鲜活与治愈的“大地母亲”的形象似乎是必须被召唤而出的。她是徐东等人在面临“沉默之父”的分裂与精神忧郁后所寻找的归属。

拒绝进入满是裂隙的象征秩序，而是试图在短暂的美好记忆中，走进那个孕育抚慰的想象秩序。

有趣的是，最后美玲是以一种即将分娩的姿态，等待一个新生的降临。

肆 东北虎 返归电影，名叫《东北虎》。

电影中，印象最深的出现东北虎还是在“爷孙”两人的对话中。

镜头拍摄了那头被栅栏围隔、供人观赏的“东北虎”，却始终没有看到一次“东北虎”作为猛兽的野性嘶吼。

而是以一副乖戾、驯服、游荡与观望的形象，回望“观赏者”们。

在无数个温良中，凝视与被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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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困境？如何将愤怒化为宽容？如何走出麻木迎来新生？《东北虎》也许能给你个答案。 未看片前，习惯性将片子看作是章宇和马丽饰演的一对夫妻间的对峙戏码，看完才知那只是一个引子，对峙之前的心理描摹更耐人寻味。是打破坚冰，品尝冻柿子的甘美？还是抛软桔子，肆意玩弄？这两种哪一种更有趣味？ 漏斗车里的狗欢欣雀跃，以为自己又要去什么新奇地方，却没想到自己将要把这一生交代。每个角色都是如此，无常本是常态，如何应对呢？或许最接近神性的是男主那位精神病朋友:“说不出口就写在日记，形容词慎用。”太多人生况味只能品味，不能宣之于口，更不能对其下定义。 “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敬畏生命的人相信人生也是光明一片。正如家中只有现。jin的小二，他像是神迹，出现在人生中最困顿的时刻，抚慰人心。“有时候坚强约等于狠”，但有些人如春风化雨，轻轻拂去你的泪。片中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困局，但好在他们都还有个能说话的人，他们都比动物园里“没同伴就不叫了”的东北虎要幸运。

电影对你来说是什么？有人拿它当窥探世界的窗口，有人拿它当寻找共鸣的媒介，有人当它做麻痹生活的麻药，有人用它做自我安慰的借口。

所以看电影要看什么？一个和你一样的人，发生的无解的故事，看他窘迫，看他无奈。你知道你和他的区别只是这事情没发生在你身上。读格林的《命运的内核》时惊出我一身冷汗，是因为我发现，如果将我置身于斯考比的境地，几乎我的所有选择都会和他一样。那我命运的内核又是什么。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对于为什么得奖的电影会不受普通观众的欣赏。会否因为这些琐碎对于那些坐在评审台上的大导演，大明星们，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当然他们不会“何不食肉糜”到不认为这种事情会真实发生，但这距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他们或从未经历，或曾经但早已远离这种真实。他们就像站在栅栏外，看着里面默默打转的东北虎一样，在品味哪种真实更有张力，哪种表达更有力量。而对于每天和剧中人一样疲于奔命到没时间思考自己为何要疲于奔命的我们，偶尔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实在没必要再让人提醒一遍你生活的真相。

徐东是拧巴的，他有情人，但几乎每次和情人见面都是一副欲拒还迎，被逼无奈的感觉。他既享受逃离现实的快感，又想要有坚守底线的自我认知。这种在自知理亏的时候想方设法表现得不情不愿的人，往往在觉得自己占理的时候会穷追不放。如果不是在马千里接连受辱愤怒至极的时候找上门来，他是不会就此罢手的。在情感上出问题的人，往往还是会在情感上受到软化。

一个一团糟的人遇到了另一个一团糟的人，一起喝酒，一起挨砸，一起看着扔到桌子上的鞋哈哈大笑。生活永远不会改变，你要不改变自己继续扛下去，要不就喝完这些酒，去看海，去看看暖和的南方。

在经历了《锤子镰刀都休息》的惊喜和《轻松+愉快》的失望之后，我对《东北虎》的预期在两者之间。但观感略高于预期。这还是在公司开会导致买的第一张票作废，和全程有个煞笔在后排叨叨的情况下。

比之前作，耿军减少了那些幽默笑话，而加以更多的社会关怀。摄影和美术的形式化已经做到了顶级水平，煤矿的废墟和衰败的东北老城镇，都有了独特的诗意与哀愁。中间几度让人觉得惊叹。考里斯马基本人也就几部能这样。不过阿基比较鸡贼的是，每部电影都很短，让多数观众还顶得住。

而《东北虎》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及时相比《轻松+愉快》，也变得更加缓慢而无聊，非常不友好。但剧中人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伤感没意思。又怎么才能不伤感呢？毕竟 “未来可好了，一起挺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 ”，真的太伤感了。我们的明天真的能有意思吗？

近日，青年导演耿军的电影《东北虎》登陆院线上映。一年半以前，本片就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时至今日才得以上映。一部电影走上银幕本身就是场跋涉，导演耿军在他的电影表达里跋涉数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院线处女作的公映。但对于很多影迷来说，耿军导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他的“寒带”电影有着怎样的特点？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的叙事一次次把东北拉回到公众讨论当中，但耿军聚焦的“东北宇宙”又有些不一样的黑色幽默色彩。

与很多院线片一样，本片上映后也引发了口碑的两极分化。喜欢的人夸赞它带劲儿，是东北“考里斯马基”；讨厌的人则认为它沉默而破碎，没有重点。但无论如何，本片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风格鲜明的东北叙事，也看到了一个青年导演难得的坚持与成长。

片中人物的台词“伤感没意思”戳中了不少影迷的自嘲神经，面对被悄无声息吞噬的平庸生活，也许最有力量的回应并非“躺平”，而是一种混不吝式的黑色幽默。

撰文｜走走小姐

01

鹤岗节奏与“寒带电影”

到了冬天，东北是所有人类的乡愁。想在冰天雪地里停下来，回归炕头享受温暖。独特的节奏和熟悉的叙事场域，构成了耿军东北故事的基底：幽默又悲凉、日常且诗意。在异常平缓的2个小时里，每个人都如笼中猛兽，伴随着察觉或无知在生活中成为“被围观者”。这几年“东北文艺复兴”的迹象越发丰富，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作家的小说成为了影视改编市场炙手可热的文学文本。

而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你是否去过那里，都对东北有种极强的亲切感——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小品打下了过于夯实的基础，东北的语言和幽默在互联网世界之前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一种基因记忆存在在我们的童年中。到了近几年，这些东北作家的故事又提供了“新的东北”，在更新着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东北。也有幽默荒诞的根基，但不论是双雪涛还是班宇，他们的故事里常有上个世纪的隽永的情感，不论故事技巧多娴熟，那都不是最重要的。耿军导演的电影里也如此，会让你在时光里恍惚，它是现在的故事吗？它是真实的故事吗？

它是梦境和现实走到了一起的，他们的东北故事。

上一次鹤岗出现在大众视野，是因为超低的房价，让那个地方收留了许多新移民。他们不论从哪个城市漂流，最终来到了“房价的尽头”——鹤岗。这个和北欧维度接近的城市，在肃穆茫茫的冬日人烟稀少，东北本土的氛围又被笼罩上了一层北欧式的寂静。

于是很多人在耿军短片的时代就说是在模仿阿基·考里斯马基，也说他是东北罗伊·安德森。这也是我在耿军的作品里，感到最奇妙的观影体验。那些人情来往的底子明明是中国人情社会里衍生的，但在观感上所有的冷调却不是常规的本土东北。而片中的故事发生地，是这样一个远离北上广一线、话语中心的边缘城市，隔壁是佳木斯，和俄罗斯相近。人类被放逐此地，天然携带着一种强烈的末世感。所以在电影中，你能看到人在这种时光里平缓地、百无聊赖地活着。所以在影像上有了北欧气质也不足为奇了。

《东北虎》电影剧照。

简单地介绍《东北虎》，这是一个双重复仇的故事。第一重复仇是男主人公章宇饰演的徐东为狗复仇；第二重是家庭情感出现了裂痕，马丽饰演的角色美玲像侦探一样，去寻找破坏她家庭平静的人。一个为狗，是社会性的；一个为情，是家庭性的。听起来像激烈的故事，但被裹在了鹤岗冬日的茫茫雪天。

导演耿军曾经概括这样地区的电影为“寒带电影”，它的环境和气候就是电影里的一个主角，这决定着它的叙事方式和故事的气质、节奏。第一次观影《东北虎》对整部电影惜字如金的台词风格印象深刻，联系起鹤岗的气候，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冬日，人们为了保存热量所以尽量少说话，也就形成了东北凝练的语言景观，也给了电影观众切肤的“在地感”。

不得不说，在耿军的电影出现以前，笔者并没有强烈地对于电影地理环境的敏感察觉，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对“东北的印象”需要更新了。但影像是直接的，它令我们感受到那些小品式的基因记忆走到今天，东北更像是笑完以后的“干咳”。它幽默吗？仍旧是有令人捧腹智慧的幽默地域，但贯穿始终的忧伤像持续响起的背景乐。直到这部电影两遍看完，人好像被“冻麻了”，脑子和舌头的反应都慢了半拍。沉浸在荒凉又层层热浪的情感中，不知如何概括表达。

在耿军的电影里，叙事的节奏总是异常缓慢。在这部《东北虎》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介乎环境和剧作之中的真实时间感。我把它称作“鹤岗节奏”，它的作者性在于并没有调动观众情绪往下走的意愿，故事都跟随着人物内在和根植于剧作内部的节奏进行叙事。

《东北虎》电影剧照。

但故事讲完，你又觉得波涛汹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些澎湃的情感从冰缝中炸裂是静悄悄的，但你分明能感受到那种炸裂和灰烬般的悲壮。这就又是东北了，这个有过黄金时代的地方。

我们一直认为好的台词是什么？是把台词日常化、生活化、变得不像台词。但是耿军是个反着来的导演，在他的电影里，所有的日常都可以变成诗歌。

片中年轻情人对这对晚婚夫妇说“伤感没意思”，当它反复在你的脑海当中萦绕的时候，就不仅是这个人物的台词，而是片中所有人一起发声，他们都说“伤感没意思”。由一个个体到一个局部、再到整个东北，裂变式的传递和回声，这样“积极地伤感”也仿佛与整个东北静静地完成了互动。

02

寓言式的人物，装载黑色幽默的生活

耿军擅长讲述小人物（甚至边缘人）的故事，早年拍摄的短片《烧烤》、《青年》、《锤子镰刀都休息》到长片《轻松+愉快》里各式各样的小人物悉数登场。有骗子、坏蛋、假和尚、基督徒、护林员、欠债者……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在耿军的电影世界这些人构成了他观察世界的一整个切面。

《东北虎》围绕着主人公徐东（章宇饰）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展开讲述。他的妻子怀孕了，要把狗送走，他一心想给狗找个好人家，狗却被马经理杀了请人帮忙讨债；同时他有一个情人小薇（郭月饰）；以及一个诗人朋友罗尔克。

这构成了徐东的全部生活。他想保住狗的命，他帮写诗的朋友卖自费出版的诗集，他为小薇受欺负出头，他和妻子之间看似也平静和睦。但狗死了，在集市上卖诗集也像动物园的老虎一样像个景观，小薇在妻子的追问之下无法掩藏，孩子眼看着就要降生了。

你看，他的生活里并没有天灾人祸，但听起来你总觉得心在不停往下沉。耿军常观察自己家乡的那些朋友，过年相聚，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们心里的所有防备全都放弃。“每个人的脸上既能看到之前的这个人的影子，又能看到这么多年他脸上露出来的那些受辱的，或者是那些不如意的，叹息的那种神态。”

《东北虎》电影剧照。

徐东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他的朋友徐刚，一个他熟悉的少年伙伴，中年朋友。徐东这个人物处在他重要的人生阶段，他制造了问题，也遇到了问题，他能用他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他一方面照顾怀孕的妻子，所以白天做完小学老师，夜里也去开挖掘机；另一方面还有让他无法放下的女孩小薇；同时，他也要为家庭的另外一个成员，就是那只狗去复仇。

情人小薇这个角色有点像一个女学生，她和徐东之间的情感，因为禁忌而产生巨大的活力。她莽撞大胆热烈，所以中年徐东又被吸引又感到无措，在家庭之外两个人的情感甚至没有“不洁感”。小薇告别的戏，是和徐东夫妻俩面对面坐着，被隐藏的感情藏无可藏，她梗着脖子和对方喝了杯告别酒。

对比起来，徐东是最无力的男主人公。这是一个行动力无法抑扬顿挫的男主角，他被拽进了生活的泥潭，越用力越下沉。这样一个人物，虽然是男主却像是一个“哑鼓”，鼓芯不响，边鼓（其他人物）却震耳欲聋。

而耿军的故事好看的地方就在于，它综合的讲述能力让这些无关的人物产生戏剧性：一个文人，去找社会人马千里复仇。他的愤怒就显得极其悲壮，在这样的算计中又开始一步一步认识马千里。

《东北虎》电影剧照。

这个失败又潦倒的中年男人，因为工程款无果而躲在破败的房子里，终日面对亲人的拷问。刻画马千里的悲惨相当极致，在这种悲惨里衍生出来的戏剧就成了“黑色幽默”。但一个切面的悲惨不是生活也不是戏剧，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小二。

看到这里，会深谙耿军电影的魅力。因为在这场戏里，不仅出现了一个天使小二，同时也在说明着马千里这个人物他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不是一个概念上的坏人，或者概念上的失败者。他可能在曾经顺遂的时候，也是一个正常人，也能让人去记着他的好，小二的出现有这样一个叙事的功能在。

同时小二的台词也非常准确，朴素真实得令人感动，他言语不清地说“你是忙人”。再无更多两个人之间的交代，但这几个字准确地表达着两个人之间的联系。马千里可能不记得他了，但是他被一个这么弱小的、贫穷的、完全边缘的，活在角落里地这么一个人，伸手搭救：带来风筝，带来钱，带来食物。

耿军让一个寓言式的人物装载在了生活里，也或许是他在生活里找到了寓言。

03

被“平庸”吞噬是无声的

观看作品的趣味就在于，每一个角色和叙事，都在其中看到作者的影子。小二这个角色大概就是整部电影的点题人物，他的存在是耿军故事的魂魄和核心。

“我可能就是在这个时代里边语无伦次的人，说不清楚的人。这个时代这么喧嚣，杂音那么多，但我什么也听不到。其实我知道，我的表达在这个时代来说，可能特别微弱，但我要表达。”

影迷把他和他电影中的人物徐刚、张志勇、薛宝鹤称为“鹤岗宇宙”。薛宝鹤16年前认识耿军，他还在当地电视台做记者。从北京回去的耿军和张献民当时在拍短片，设备不够求助到薛宝鹤那里。他带着强烈地好奇，加入了没有轨道、没有灯光、没有摇臂，摄影机是高清DV的剧组。

耿军在剧组。

和发小徐刚、张志勇不同，薛宝鹤属于直接进入到“鹤岗宇宙”的成员，他把耿军称作“一个奇特的朋友”。“就这个人好奇怪，你知道吗？你能理解吗？就是生活中他可以攒很多钱，比如十几二十万去拍电影，但是自己舍不得花20块钱吃顿饭。”

但这样一个抠搜的东北导演，带着强大的凝聚力组成了“鹤岗宇宙”。看完《东北虎》，观众借着电影，对东北这片土地、鹤岗这个地方的人，有了浅表的了解。在空寂之地，回声都要隔着几秒才能传回来。时间和时间的体感是不一样的，人在寂寥度日中，太容易在生活的惯性里失去心里的“不甘”了。

鹤岗到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的距离都是可数的，但我们坐在影厅里观影觉得“小二”这样的角色犹如天使降临。艺术作品和真实生活的距离被打通了，你知道生活里很难有寓言般的人物出现，但是最纯真的信仰般的诚挚会打动你。将你从嘈杂的生活中拎出来，仿佛灵魂出游一般陷入某种思考：被平庸吞噬这件事是润物细无声的，常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时候就已然将至。

这种不甘既是创作者本身的，也是电影中的角色所呈现的。马丽饰演的妻子不甘于失去自己的家庭，徐东不甘于自己甚至没有能力保护一条狗，诗人从精神病院出来不甘心诗集仍无人问津，曾经春风得意过的马千里不甘于如此结束一生。那个到了40岁的东北导演，始终相信“文化有力量”，以拍电影的方式在塑造每个普通人另外的人生。

这两年的青年导演似乎都在作品中有对“生活惯性”的思考，比如三入戛纳的90后导演魏书钧。在《永安镇故事集》中充满对生活观察的思辩，几乎以警醒的方式在提醒自己：切勿浑浑噩噩进入生活的洪流之中。

但许多时候，生活的涟漪也像是投置在水中的石子，荡漾起的水纹总会随之消失，直至水面恢复如常，就像你的反抗从未发生。

《东北虎》的思考也具有这样的时代特性，大抵我们生活在一个过于嘈杂的世界，信息的碎片每天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脑里、片刻不息。如何在声音之中辨识真正的声音和如何在声音之中倾听自己的声音是这一代的青年导演们不可避免的创作命题。他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要成为一个“清醒的人”，时刻警醒着的人，甚至憎恨平庸之恶的人。

《东北虎》电影剧照。

《东北虎》不是一个强情节的故事，自然我们等不来一个明朗的结局。就像平凡的生活，没有起承转合，而要继续前行。

片尾有段徐东的独白，诗性的语言仍然平缓讲述。他提起自己的母亲，还有未曾去到的南方。那些人类深处藏匿的温暖之地，常常是你无法到达的地方。失去、远离、向往，所有的遗憾都带着一种暖意的悲伤。它被人理解，却无法言说。

片中不讲老虎，片名却叫《东北虎》。这个带着强烈地域符号的猛兽，在现代生活中逐渐被遗忘了，也因为动物园的存在让它失去了神秘感，成为了一种意象，一个文学化的载体。这种动物在耿军的电影里，更成为一种“状态”，像人们活着的另一面镜像和倒影。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走走小姐；编辑：走走；校对：陈荻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白茫茫的开阔地，不超过四层楼的社区，路边的白杨树，没有生命力徒劳运作的铲车，残旧的平房和炕头。这些熟悉又陌生的空间，是耿军“鹤岗宇宙”的内在驱动力，回溯这种“神奇的空间感”，除了《锤子镰刀都休息》与《轻松+愉快》与之一脉相承之外，还可以找到张猛的《钢的琴》以及王兵的《铁西区》，无论是荒诞、励志还是静观记录，将时间线前推十年、二十年，东北都是最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存在。

或许，这可以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某种困境：纯粹思维层面的努力告一段落，重心转向了空间的生产，其核心是地方景观，以及方言所承载的人情。但就目前出现的作品而言，诸多“地方空间”的电影，暂时只有两处具备第一流生产的潜能。其一是西南地区，以巫蛮为特征，坐标是毕赣的凯里；其二是东北地区，以衰败为特征，坐标是鹤岗。

鹤岗与凯里，成为了新的“黑河-腾冲线”，参照胡焕庸的说法，这是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一条历史地理分界线，但更重要的是，它还作为一条“文明”分界线发挥作用。衰败与巫蛮，抵挡着进步与加速，保留了思考的空间，这就是为何《轻松+愉快》会借那个傻子之口说：“信仰需要清醒，也需要清醒的环境”。

当然，衰败也与巫蛮相对立，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间状态。但在本质上，鹤岗与凯里都属于某种“异托邦”（heterotopia），按照福柯的定义，异托邦是一种兼具日常空间和超现实空间的情境，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交叠、相互渗透。这是一种杂交能量，也就是说，异托邦本身拥有生产的“潜能”。

在鹤岗这样典型的“异托邦”中，所有的人物和环境之间具备现实主义的关联，但又不免处于某种危机状态，这使得他们的行动、话语异于常人。换句话说，这些人物都源自于空间的实际生产，是隶属于该空间的特异性人物，在《东北虎》甚至耿军的鹤岗三部曲里，这些人物呈现为成群游荡的傻子、骗子、强盗、精神病患、无能的行动者，透射着德勒兹意义上的“虚假的力量”（les puissances du faux）。

这种虚假的力量转而成为《东北虎》真正的力量，实现它的机制有两个：伤感的无用和行动的无能。前者对应的是思考：章宇扮演的徐东无法思考自己的未来状态（情人和妻子之间），也无法改变一条狗的命运和孩子即将出生的事实，与此同时，徐刚扮演的同事写了一堆卖不出去的诗集，自己也患上了癔症。后者对应的是人物的行为：徐东无法为自己的狗讨债，而张志辉扮演的马千里也无法完成讨债，无论怀着怎样的狠劲，这些行为终究无从落脚。

东北人的传统是彪悍和诗意并存，这一点接近对岸的俄罗斯。但一旦伤感无用、行动无能，人物就处在了绝对的悬空状态，影片也就把握住了一种黑色幽默的绝对实质化。这是拒绝诗意而产生的诗意，拒绝彪悍而产生的喜感，传统的东北戏剧舞台善于营造后者（赵本山范围即是典型），但一种东欧/北欧的诗电影桥接又赋予了前者，产生了奇妙的混合效应。

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区分《东北虎》的影像层和话语层，它的影像层来自东北欧的风格，最典型的是贝拉·塔尔和阿基·考里斯马基，耿军作为贝拉·塔尔训练营的成员，和胡波一样继承了这种诗意的、近乎冷酷仙境的影像层。值得注意的是，《东北虎》与《大象席地而坐》是两个可以相提并论的文本，多线索的叙事、章宇的出演、影像层的相似，但《东北虎》的执行层面显然比《大象席地而坐》更为成熟。这不是说《大象》不好，而是不同年龄的作者会有不同的尺度把握，毕竟，40多岁的耿军不可能像不到30岁的胡波那样歇斯底里。

而《东北虎》的话语层，是集合了罗伊·安德森式的普遍反讽以及东北喜剧舞台的睿智机锋（乃至一些土里土气的幽默）。在这个层面，耿军的电影似乎都可以还原为话剧舞台，比较典型的是徐东和马千里在派出所前约谈，徐东让马千里给狗皮下跪，马立即下跪；徐再让他磕头，马不干了，说我下跪怎么算？就在人们以为暴力场面将要发生的时候，徐东也跪了下来，将难题扔回给马千里。

暴力并未发生，而且从未发生，即使那只狗被宰杀也没有暴力的因子。这里的诀窍在于，暴力滋生的顶点总会伴随着一种妥协、认怂，这是暴力的消解以及喜感的生成。两者之间的动力，维系着整个话语层，也就是人物的思维和行动。在此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些人物和影片中的动物等同起来：徐东是一条狗，它厌倦了回到没有情感的狗窝，于是不停地游荡在这片无依之地，他面容有种凶狠，却又无力咬人（是驯化的大龄狼狗状态）。这构成了他的困境，章宇本身的气质——土狗男人的本色加上一种幻灭/毁灭感，是这个形象的最佳化身，他呈现了一种无根的“轻”，与马丽的“重量感”（包括怀孕的视觉）形成对照。

徐东的同事，那个疯癫诗人老罗，对应着动物园那只未露面的熊。他在公园里喃喃地独白“这只熊今年32岁了，比我小8岁。”熊是动物界的诗人，但人们只会当它是丛林的傻子。作为耿军的御用演员，徐刚在鹤岗三部曲中扮演的几乎都是这类叠合着诗意和愚钝的角色：《锤子镰刀都休息》中工整写下抢劫物品清单的、诗意栖居的强盗，以及《轻松+愉快》中从事诈骗的和尚都是如此。

东北虎则是马千里本人，他身体肥胖，却已经债务缠身穷困潦倒。在他第一次出场，所有亲戚围观逼债的一场戏，和众人在动物园里围观东北虎的一幕形成了隔空渗透的效应。而可能投喂给东北虎的食物，成为现实中从窗户里掷入的砖块以及圆萝卜，对虎落平阳的马千里来说，这些都衍生为没有痛感但胜于痛感的潜在伤害，他的对抗方式就是醉生梦死——喝完三桶半酒就离开这个世界。由于被讨债者们围困和监视，他无法实现最后的夙愿，去看一下大海，去一趟温暖的南方。路标的不可能，预示了人物的目盲，这是环境的眩晕，也是身体的退化，张志辉那无法聚焦的恍如白内障的眼睛，成为了此处玄妙的征兆。

从根本上来说，《东北虎》是这三个男人的故事，当徐东和老罗发现被黑道建筑商打得奄奄一息的马千里，像夹三明治一样将他运回了住处。这是一只游荡的狗和一只疯癫的熊拯救一只濒死的东北虎的故事，他们回到了那个平房里的热炕头，卸下彼此的链子，短暂躲避着那些是是非非。

浪子、疯子、骗子，是定义这三个男人（或者三只动物）的社会标志，他们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是为异类；反观两个女性，马丽扮演的妻子和郭月扮演的小三，则基本算是正常的社会人。影片从徐东和小三的约会开始，到三人摊牌的鸿门宴结束，是正妻的胜利，是小三的全身而退，却是徐东彻头彻尾的失败，仿佛是两个刀俎一个鱼肉（餐桌便摆着一盘）。在三个人的合影中，徐东被两人夹在中间，挤出勉强的笑容，仿佛处在地狱级的挤压之中。

从根本上来说，徐东、老罗、马千里，即所谓的浪子、疯子、骗子，处在一种莫名的环境力场之中。一边是徐东的妻子和小三这样的正常社会人，一边是那个有着西方宗教背景的傻子小二。顾本彬扮演的那个傻子频繁地出现在耿军的电影之中，是唯一不曾改名也不曾改换背景的形象——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信使，在慷慨地接济和引导迷惘的终生。他像天使般出现，给马千里送去了带鱼、风筝和五百块钱；他像使徒一样出现在狗市中的梯子上，告诉徐东要登高望远。这些话语最终无人聆听，都归于无效。

一边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情感坍塌，一边是西方宗教信仰的虚空缥缈。人物在这种力场中，悬浮于下坠和上升的中间状态，将黑色幽默诠释到了极致，这就是将影像层充盈起来的话语层。

如果说影像层是来自一种寒带诗意的挪用，话语层是一种普遍性的行动/话语交织起来的寓言式拔高，那么在《东北虎》中还存在第三层，即空间层。你可以说，第一层（影像层）和第二层（话语层）都是空间层的延伸：寒带的诗意化和在地的符号化。但第三层的根基是一种“空间特异性”，这是“比认知多一点”的情动部分，来自鹤岗乃至东北这块地域的特定生命。

套用《锤子镰刀都休息》中的一句话，对东北最贴切的表达就是“都衰败了，整个都衰败了”。锤头镰刀这种当年大跃进式的生产工具（当然也标示某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遍地盗贼们的工具，这个曾经的生产重心已经被废弃，成为一块游荡着各色怪诞者的无主之地。到《轻松+愉快》，张志辉手里的香皂与其说是抢劫的另类工具，不如说是一种容易上瘾的安乐剂。恶性的生态，是护林员的假意张贴的买树广告，换来了更多的大树被偷伐。

耿军的空间悲观，更多体现在2008年的《青年》，他把鹤岗的青年放在了轮椅上，看着身前爆了胎的卡车，和车上忧郁的马，远处是一片和煦却绝望的蓝天白云。这是一种“困境”的生产，也是东北空间的生产，这种生产绝非是“嫁接荒诞”，而是它本身就是荒诞。东北的魔幻现实，无需刻意装饰，只需要将镜头放置于街道、社区、废弃的厂房，就会瞬间涌入画面，浑然天成。

也就是说，东北是一种“空间实在”，也是一种记忆之场，是从凋敝废弃、生命凝滞的区域超脱出来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合体，这构成了“东北文艺复兴”的前提，它不仅是影像画面的，也不仅是话语层面的，而是整个空间性的，是沉浸性的。正如人物和诗意要悬浮于这个空间，观众也必须进入并且悬浮在这个空间，才能彻底感知其“麻木的深邃”。

就此而言，东北的空间生产确实类似于一种东欧凋敝的“东愁”，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但更是这块区域独有的遗产。20年前，王兵发现了这处遗产，制造出中国纪录片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0年前，张猛也发现了这处遗产，进行了一种复兴的假想实验；而耿军这位生于长于东北鹤岗的、学历不高的电影人，似乎将自己完全融入了这个空间，探索其方方面面。

鹤岗的人在外流，全东北的人也都在外流，流向温暖的南方，海岸。这是经济的路标、文明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只有24/7的运转，千篇一律。再回望东北（以及毕赣的西南，这里还可以加上谁的故乡？），这个颓败了的空间仍然是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温床，它的深邃和质感，已经成为华语艺术电影最后的指望。

【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