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张正义

电影看完，电影末尾亚瑟“控方今天不可能干掉他，因为，是我将要干掉我的当事人！”和他对在庭所有司法人员的“you are out of order”的怒吼将我深深震撼并大声直呼过瘾，仿佛亚瑟这位律师将法律人内心所应追求的那份公平正义重新唤醒。但震撼之余，我又不禁深思，正义真的被伸张了吗？

“律师的职责就是捍卫每个公民的权益即保证自己当事人的利益，正如检察官有职责支持和捍卫国家法律”。在本案中正义化身的检察官并没有搜集到充足的定罪证据，但我们的主角拥有着足够证明被控诉人无罪的手段。在庭审之前，他通过自己常理的分析认定自己的当事人实际参与了这场侵害案件，而在后续见证了自己代理人的嚣张和被害人的悲惨境况后，他向陪审团和群众们以他被控方律师的身份“控诉”了自己的被代理人。与其所控诉，不如说是怒吼。因为这位“正义的律师”是在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向陪审团慷慨激昂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控诉”尽管令人动容但就本案实际而言，事实仍未查清，凶手仍无法被惩罚，受害人最终更是难以得到宽慰。以结果而言，他伸张的很难说是正义，恐怕仅仅只是一番怒火，在咆哮背后体现的是他的一意孤行与任性妄为。 若为伸张正义，他有更好的选择。他如果真心追求正义，在他的当事人默认 违法事实以后，他完全可以对这个罪恶的人放弃辩护，不受他威胁、不任他摆布、不去成为他的一颗棋子，这无疑是伸张正义。再进一步，他可以为了帮助那个可怜的女孩积极去搜寻有利证据，获得陪审团和法庭的认可，这更是伸张正义。而他却选择了一个最没有意义的，在没有彻底拒绝成为被告代理人的前提下毫无证据的炮轰被告也就是他的当事人，这样的行为真的为了正义吗？恐怕不尽然，想必只是为了情绪的宣泄，对于一个与自己价值观相冲突的人民危害者的抨击，在法庭上一次又一次的抨击声中，他得到了个人情感与道德伦理的满足。然而正义仍然躲避不了失败的命运，他得到的只是自我情感的麻痹与个人职业生涯的彻底断送。

亚瑟这样的行为不仅仅是是源于自私的作祟，他这样的行为恐怕还是难逃他的价值观的束缚。剧中有一段对话，亚瑟爷爷问他，你是一个好律师吗，亚瑟不置可否。紧接着亚瑟爷爷又问到，你是一个好人吗，亚瑟无奈回答“好人与好律师又没有什么关系”。很显然，亚瑟将好人与好律师在某种程度上置于对立，在这种矛盾与纠结中，他选择解脱自我，成为了自己心中的好人。这个价值观念的困惑并非亚瑟独有，也是牵涉到了困扰律师界与社会公众良久的疑问“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这个问题也可以进一步具体而言： “当律师的职业义务跟好人的道德准则发生了冲突。怎么办？”

律师相比其他职业其属性无疑是特殊的，不同于医生对患者天然的救死扶伤，律师不仅要对被告即公诉案件中被告人负责，承担伦理义务。而且还服务于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以及支撑那制度的政治理想与道德价值。借用冯象老师的话来说“律师仿佛扮演了“双重间谍”的角色：一边向现行法律负责，一边又效忠于某些个人和机构（客户）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利益冲突，在如今律师行业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必然是客户优先，律师会尽自己所能钻法律的“漏洞”，以尽量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帮他摆脱或减轻法律责任。因此法律本身，对于市场化运作的律师群体来说，难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工具，其背后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怕是难以顾及，除非当事人的所行所为皆符合公益道德。但这种情形又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因而，为了寻求对客户最有利的审判结果，律师们纷纷片面理解法律甚至在法庭上强词夺理。

律师们对法律背后道德和伦理的疏远难道就一定对正义无益吗？律师这一难道就要因此饱受非议吗？随着法律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觉醒，法治事业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下对法律需求的旺盛，律师在法律框架去强词夺理是合理的。这是法治市场的需求，也是人权保障与法律以及诉讼体系的要求。为了平衡律师职业伦理上的两难，各国纷纷建立了一套专门的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执业的指导。而在各国的执业指导内容中，其对律师最重要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忠诚于当事人的利益。道理很简单，一切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理论上都应通过当事人之间“平等对抗”的司法程序，所以律师的作用，归根结底是程序性的，亦即非道德的。所以在此，我可以自信的采纳冯象老师的这个有名“暴论”：律师为坏人效劳，实际是履行他的体制角色。他辩护越是成功，那体制就越发健全，越让人放心。因而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律师们出力为包括坏人在内的被告人辩护，罔顾受害人和公众的利益，乃是法治为顺利运作而必须负担的成本。如果这个成本我们都不想要去支付，前几年杭州市的林维清律师洋洋洒洒数百字的“辩护意见”怕只是未来律师行业的常态，律师市场无疑将会沦为为谋取个人名利，置当事人利益于不顾的“林维清们”的表演作秀舞台。 实现正义不仅要在实体上实现，更要在程序中实现，这是一个早被无数前人论证过的真理，不失去程序的正义损失的代价更是当今社会大众们亲眼目睹过的。律师们一言不合便痛斥我方当事人甚至因此标榜为法治之光，这到底是法治的进步还是退步，想必答案不严自明。在当今时代下，法律人们更应该多一些对法律的信仰，而不是整天自以为是的夸夸其谈。因此，在我看来“好律师是不是好人”确实并不必然，但至少不会冲突。坚持我们所信仰的，那所行便皆为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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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张正义》是一出荒诞剧。但也许是创作者觉得，用纯粹的卡夫卡式的或贝克特式的黑色幽默会使荒诞仅仅成为荒诞，无法照进现实，于是采用了严肃的正剧形式和现实主义的拍摄风格去呈现这个剧本——比如围绕主角加入的他的父亲、他的同事和他女朋友等等的这些角色，这些代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那一方，随时在把主角从他分裂的精神世界拉进那个可控的、理性和秩序主宰一切的现实世界。

所以我看评论里有些人拿人物形象太过圆满、剧情太过松散等等所谓剧作上的“缺陷”来指谪本片，觉得有点可笑，就像你去责怪卡夫卡《变形记》里的那个甲壳虫没有人性、去责怪《等待戈多》的剧情太过松散、没有戏剧冲突一样——荒诞剧和正剧是两码事，黑色幽默和现实主义也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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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剧情的设置容易让人想起奥逊·威尔斯改编卡夫卡的《审判》——有没有罪、是什么罪都不重要，法庭的秩序和律师的理性才是掌控一切的力量。正义看似被这些理性和秩序抬得很高，但其实本质上还是少数人的随意判断在操纵着大多数人的生死命运。这种“随意判断”导致的错误有时可以被解释为“消极的工作态度”，也可以被解释为“工作能力不够”，反正一句话，掌控这些人命运也这只是他们的一份“工作”罢了。

而当判断别人的命运成为一项“工作”且不会受到谴责的时候，比如那种老生常谈——为有罪之人辩护是程序正义，那么法庭就再也不会是伸张真正的正义之地，而是彻底沦为了一个对普通人非常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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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部电影试图展现法庭荒诞的地方：决定那么多人生死的大法官，其实每天在办公室想着怎么寻死；为了减轻辩护的风险，律师劝无罪的人认罪；法庭为了避免自己判的冤假错案被人发现，让被冤枉的人继续被冤枉；连法官自己都不相信法律，所以才会更加严格地按照死板的条文宣判从严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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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张正义》里被控强奸并殴打平民少女的大法官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当众反过来指控当事人有罪；《审判》中被逼疯了的“我”绑着炸药自爆，它们都是非理性对理性歇斯底里的、以卵击石的反抗；

注意，当辩护律师反过来指控当事人有罪的时候，法官大声对这位律师喊的是：“you are out of order！you are out of 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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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这个意象在这部电影里也挺重要的。一个异装癖的黑人小偷因为怕进监狱被鸡奸而不敢讲真话，于是编织着各种各样蹩脚的容易让人一眼识破的谎言，执法人员却多次要求他把假发给脱掉，只因为看不顺眼；另一位给杀人犯辩护而且成功让他脱罪的律师，因为良心受到谴责而剃了个光头，精神几度失常，后来却戴着假发非常正常的又回来上班了。这段关于假发的互文挺有意思的。

好莱坞展现公平与美国精神的一部典型之作。通过一位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为犯罪分子辩护的前后而引申入司法、公正、黑幕及政治手段的无情及虚假。影片中的主人翁在功利与道义间摆动，让观众也随着他的失落与振奋感叹唏嘘。 帕西诺在戏中那种近乎颓废的演出活脱脱带出一个充满人性的真实律师形象。这种颓废反衬出一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的失落。帕西诺在法庭辩护的一场长达几分钟的独角戏，不但暴露了他演技的至高境界，也成为之后他最喜爱运用的表现手段。影片着重表现的是一种冲突、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固执与屈服，但当最终正义胜利的时候，这一切又显得那么脆弱与渺小，一切都没有改变

想起1973《冲突》，一个人对抗整个肮脏的司法体制。

职业道德与法律正义发生冲突，主题还算深刻，但是电影为了刻意体现主题有些地方难以理解

1.为什么卡尔要把照片给亚瑟，亚瑟作为辩护人就是要帮当事人脱罪，拿着证据不是要把亚瑟推上失去律师资格的路吗？卡尔还沾沾自喜还了亚瑟一份人情。

2.佛莱明在亚瑟拿到他犯罪的铁证之后，居然这么自信亚瑟依然会选择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亚瑟曾经在律师职业底线与正义矛盾的时候，选择了正义，出卖了当事人，就因为佛莱明有他职业前途这一把柄？个人觉得对于佛莱明来说，这种交易并不划算。

3格雷福德总是想着各种方法自杀，在最后洗手间那里显得很不合理，他不是随身拿着一把小手枪🔫，怎么不直接朝自己脑袋开一枪。还是说故意用黑色幽默去体现整个法院都乱套了

4.女主一直是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去衬托亚瑟的个人理想化主义，但在最后亚瑟被拖出法院的时候竟为他振臂高呼，着实让人费解。

抛开剧情，老帕在停车场跟法院的表演依旧令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