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折桂嘎纳的《白丝带》(Das weiß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之前,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把他1997年自编自导的实验电影《趣味游戏》(Funny Games)翻拍成了英语版的B级恐怖片,在美国上映。同一个故事拍两遍,可见他对这个题材的倾心。
《趣味游戏》讲的是两个年轻人劫持一个中产之家,以夺命游戏的方式残害、侮辱、杀戮一家三口的故事。不管哈内克的社会讽刺寓意为何(比如影像本身的暴虐之恶),全力表现暴力的趣味性都是影片的重点之一。两位反面主人公的年轻人在这场暴力游戏中最为尊重的是游戏规则的权威和游戏过程的公正,至于人命跟道德,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理解这种暴力的畸形恶趣,对更深入的理解影片《白丝带》十分必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暴力的趣味性主要在于一种强烈的感官冲击,它激发人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人的攻击本能,激迫肾上腺素飙升,同时获得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控制权和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快感。可以说,暴力的趣味是人用于肯定自身的原态自然趣味中的一种。
在影视作品中,暴力的趣味性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力美学”。暴力美学强调暴力行为的形式美感,多以一种浪漫、超脱、梦幻的视觉方式存在。然而哈内克在《白丝带》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暴力趣味性的另一个极端,一个彻底颠覆形式美感,曝露人内心深处隐藏最深、最原始原发暴力倾向的极端。
这种对形式美感的颠覆表现之一是刻意剥夺了背景音乐的令人燥郁不安的长静默,以及肃穆萧煞的黑白摄影。在这个黑白单色的传统德国村庄里,秩序井然的田园生活本来恬静安逸,,却不知什么原因的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暴力事件:先是骑着马的村医被一条绳子绊倒,差点丢了性命;然后是村中最大地主男爵的幼子被人虐打;再后来是有人趁着收获会偷偷破坏男爵的菜园子;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最后甚至发展到火烧谷仓及虐待村中寡妇的弱智儿子。
对形式美感颠覆的另一方面是主体叙事的不完整性。故事采取了乡村音乐教师的个人视角与回忆,直到影片结尾也没有明确证实那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凶手或凶手们究竟是谁。但探究明确的凶手并非影片的关键,乡村教师对这些源自奇怪暴力事件的片段性回忆重点其实是为了琐碎而又细腻地揭示出这个村里人们的生活状态。而这个状态的中心便是:压抑。
一种是显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以牧师一家为代表。具有父权神权双重性质的父亲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他强调绝对的秩序,孩子晚归会被施以体罚,而且全家饿饭作为惩戒,他用罪恶感约束孩子的行为。在这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孩,为防手淫男孩睡觉双手被缚,女孩子因为说话大声即被当众羞辱;他们胳膊上缝着象征纯洁的白丝带,心里却一寸寸长出恶毒的反抗之草,逮住一切缝隙疯狂地实施报复,他们只有在破坏中才能重获对自己身体与行为的控制及肯定,原生态的暴力趣味成了生活中仅有的、唯一的乐趣。这正如作家刘瑜在影评《快乐的可能》中所说的“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另一种是隐性的压抑,以寡妇和男爵的妻子为代表。这两位女性在各自所处的男女关系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前者被粗暴的抛弃,后者虽主动逃离,却依然要遭受侮辱与蔑视。这二人都没有像牧师家的孩子那样直接反抗她们的压迫者来宣泄压力,而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自觉地把压力从自身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从寡妇搧男爵管家儿子的那一耳光和对医生儿子的抱怨,还有男爵妻子责备大儿子的不耐中,隐隐可见暴力的传递性。
无论显性或隐性,源自心理压抑而来的暴力倾向都具有类似于强迫症表征的惯性,一旦养成心理快感,再要戒除,非常困难。这种暴力倾向还具有群体性及诱导性,往往并不止于一个人的独立行为,常常蔓延而出,通过不良示范作用波及他人。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健康社会里,人格中的暴力趣味通常是被抑制的,最多也就是通过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虚拟娱乐的方式来进行舒解。但如果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处于一种连贯的压抑之中,心底的暴力恶趣便会如火山爆发一样,待到合适的端口剧烈喷发,造成暴力的个案;而假若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论是普遍性的阶级压抑还是有针对性的群体压抑,暴力的恶趣则会逮住一切机会恣意蔓延,暴力个案终于演化养成群体性的暴力心态,在压抑中发展到极致,甚至形成变态的暴力崇拜,开出法西斯主义的恶之花朵。
刘瑜认为自由是通向快乐的唯一途径,但我觉得“自由”这个命题有点太过宽泛了,因为不加约束的绝对自由并不存在,不具体限定的自由距离不自由也只有一步之遥。对于消除暴力来说,自由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转移的作用,将人的暴力恶趣以其他的形式舒缓出来,或者给予人充分的选择,以更有建设性的趣味打败暴力的趣味。从《白丝带》中那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德国小村出发,要对抗群体性暴力,自由的含义便是民主社会,自由的希望孕育在牧师的小儿子对责任与欲望似懂非懂的肩负之中,孕育在乡村教师对自己未婚妻真诚的爱恋与尊重之中。
但即使在民主社会里,自由对暴力恶趣的转移也是暂时的,是不彻底的。在被社会忽略的某些角落里,暴力犯罪依然猖獗,是表面光鲜之下的根深蒂固的暗疮。但若要彻底的消除暴力的恶趣,那只能如库布里克在电影《发条橙》,或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表现的那样,通过对人性的根本否定来实现,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超越了个人小暴力之上的社会大暴力。
【少年犯罪系列】
《伊甸湖》:暴力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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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ixiaoke.blog.163.com/blog/static/11555354420103691734721/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
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
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
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
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
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如果真按照《白丝带》的副标题”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来打头,估计有人不免要大呼上当受骗。不过格林童话都可以有血腥版,电影也是正话反说、以小见大,它讲的是罪恶与痛苦,哈内克作品的常见主题。罪恶,从人性恶的推论到孩童的邪恶一面以及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缘起,万物皆恶。痛苦,哈内克抛弃了奇情的卖弄展示,谢绝了宏大叙事,由身处绝对父权威严下的阴郁,去解释一种国家性痛苦的由来。
《白丝带》有复古的黑白色调,它的黑白与写实或出位完全无关,只为制造一种距离。影片没有配乐,气氛严肃、形式严谨,能看出创作者一丝不苟到有些不近人情。普通人从中很难获得消遣的愉悦快感,反而会有冰冷沉闷的直观感受,间杂一些暴力和压抑所引发的惊诧。然而,哈内克也有示好的地方。《白丝带》有个说故事的人,片中的老师充当了旁白讲解,他苍老的声音透露了这是多年后的忆起,他的言语暗示和个人推断也有助于剧情理解。老师的存在贡献了一段单纯美好的恋爱,然而他并非电影的中心主角,他的画外音或许有穿针引线的功能,然而在实际内容中,这电影不存在真正主人公,换以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间所建立起来的具体关系。
电影里的村庄消息闭塞,与外面沟通不多,村民出外办事就得借助马车自行车,偶有闯入者也是警察、意大利女仆等符号功能的人物。《白丝带》的场景始终没有离开过村庄,它充当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微小样本。可以试着罗列下逃避或远离的几个人:医生是摔下马住院去了,后面包括和他有干系在内的几个人更是不知所踪;由于儿子受到伤害伯爵一家离开段时间又回来了,伯爵夫人发现再也无法忍受这地方;老农儿子是个被驱逐的人,老师本来就不属于这里,能打破这个村子的平静似乎只有一战的爆发。显然,自有一套体系来维持整个村子的日常生活运转,伯爵是土地和物质的占有者,牧师能施行宗教和精神的束缚。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下来,成年人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可底下的孩子好像有点不一样。
不过很难说清楚那一连串怪事的幕后真相,抑或导致这些孩子叛逆和报复的诱因是什么。讲述者到了最后也匆忙收尾,所有一切因为一战的到来不了了之。这些事情好像真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个结论。只是去掉一战前夕背景的话,这个故事就失去了意义。毕竟再过二十年,长大后的孩子们会找到宣泄情绪的另一出口。《白丝带》的欲言又止留给观众很大空间,它好像只讲了一些不甚相关的个案,组在一起又是村子里的头等大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孩子遭受到父权压迫和可怕惩罚,他们用行动做出了反抗,发泄内心不满。像十字剪刀等几场戏里,父辈还在较量中败下阵来,正如医生好像明白自己何以会倒霉、牧师威胁老师不能走漏口风。
跟《隐藏摄像机》一样,哈内克又在最后一幕玩了小把戏。很多人的注意力会被占去画面主体的坐席人群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居于上方的孩子们。未来几十年,德国社会将会由他们的力量来主导。【理财一周-东方早报-上海杂志】
邪恶、冰冷一直萦绕在这个影片中,透过教师的言语讲述已经逝去的岁月,冷静而直观。对处于童年时代的孩子们无疑是一种打压与克制,孩子们被绑上白丝带目的是为了洗涤罪恶、净化心灵,却不想成为束缚孩子天性的枷锁,隐隐作痛,让人不得透气。时处于世界大战之前,周遭的事物一切都是那么不寒而栗。
沉静肃穆的长镜头隔着走廊房门瞠视怪力乱象丛生,大量留白沉默逼仄出不寒而栗,平静田园里暗流涌动波云诡谲,暴力和恶行滋生的封闭空间;父权当制,神权压顶(联想伯格曼父亲),阶级分明,当彼时白丝带若干年后变成黄臂章,一切可以解释。
还在用像《白丝带》这种方式拍电影的,已经太少了。至少,手头上我们能指出的无非是以下几位:阿巴斯、侯孝贤、锡兰、罗伊•安德森、拉斯•冯•提尔,还有两位已经决定息影的大人物:贝拉•塔尔、阿基•考里斯马基。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不好说。但我们却隐隐地感觉到了它们令我们唤起的情感:那是对上个世纪60年代电影黄金时代的缅怀,那一批现代主义大师: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科夫斯基、布列松、伯格曼、黑泽明、库布里克……正当迈入巅峰,而新浪潮的那帮小子还刚初出茅庐,正羽翼丰满,要与大师们分庭抗礼。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白丝带》的黑白摄影和故事的一战背景给人造成的错觉,这些元素都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艺术的辉煌时期。
这其实只是表象而已,像《修女艾达》这样的影片虽然同样满足以上两点,却并不会令我们唤起缅怀的情感。更为内在的,是迈克尔•哈内克的拍片方式——精妙的叙事、精致的处理、鲜活的人物以及故事承载的思想内涵,都让《白丝带》的影像“苍老”了近半个世纪。
这就是昨天我在百子湾的电影资料馆看到胶片版《白丝带》时的感觉。一种闪着光的黑白影像投射于屏幕上,就像被余烬掩埋的火堆,一闪一闪地透出光来。
故事开始,响起的那个略带沧桑的画外音,把我们带回了一战前的德国北部。这个画外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目的无非是把我们带进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故事背景中。但很快,我们发现,他并不是一个无名者,而是这个乡村学校的教师(虽然旁观者大于参与者)。
用小说来喻,“我”作为叙述者,既可以只讲诉我能感触到的(片中画外音部分),也可以脱离自身视角(片中非画外音部分),电影镜头的客观性虽然限制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实验,但画外音很好地平衡了这一矛盾。故而,《白丝带》用了一种古典式的,让人物回忆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与故事的背景和黑白影像保持谐和。
乡村医生因为两棵树间绑着的一根线而坠马了。自此,意外不断向这个村子袭来。哈内克用了层层揭示的手法。娓娓道来可以营造一种舒缓节奏,但在哈内克手上,却走向了冷彻的黑暗,因为他揭示出人物内心的黑暗心理,让人不寒而栗。
医生坠马和农妇惨死是并接着的,但等到男爵的儿子被打却通过一次秋收来过渡,这不是戏剧的法则,而更接近于生活的常态。
同样的残酷性没有体现在直接的暴力上,任何煽情的行为都被省去。丈夫去探望死去的妻子,那个悲痛的画面被半堵墙阻隔;牧师的儿子被鞭打也将观众隔在了门外。哈内克不寻求任何像同情、愤怒等感性的体验方式,他要的是如匕首般的力道深深地刺进观众的心里。
这就是空白的力量,它混杂了各种绝望的情绪。那位丈夫绝望地自杀,被吊死在小棚屋,被去取水的儿子发现,他没有嚎叫。那个将高丽菜毁掉的儿子回家来莫名地撞见父亲的葬礼,他也没有言语,默默地跟上人群。
医生与女儿的乱伦,经过助产妇的提前提醒,是被小儿子撞见的,女儿向弟弟的解释(穿耳钉)更像是在向观众掩饰可耻的行径。她根本不必向还幼小的弟弟解释,因为他不会懂,这就不再是生活的发展,而是戏剧的发展。同样,助产妇与医生间的虐恋也是用了一场极度戏剧化的方式结束,那也许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的黑暗。
虽然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故事”,但儿童在本片里是隐藏的,他们在影像的黑暗中行动,我们见到的是围绕在男爵、医生、牧师、农夫等人物身边(家庭)的隐性暴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人世界,但这是一个被儿童腐蚀的成人世界,它被弱势力量所动荡,失去了稳定的常态(想想男爵、医生、牧师、农夫这些身份所代表的社会次序)。而这群孩子,将踏上战场,并在战争结束之后更加有用武之地:他们即将成长为纳粹。
而这正是作为奥地利人的哈内克所要探讨的,这样一个残暴的群体在德意志这个国家是怎么养成的。
#重看#四星半;沉静肃穆的长镜头隔着走廊和房门瞠视怪力乱象丛生,大量留白沉默逼仄出不寒而栗,平静田园里暗流涌动波云诡谲,暴力和恶行滋生的封闭空间;父权当制,神权压顶(不断联想起伯格曼父亲),阶级分明,当彼时的白丝带若干年后变成黄臂章,一切都可以解释了;去年杜蒙《小孩子》有类似(哈内克对杜蒙相当认可)。
不闷啊。答案从一开始就呼之欲出,且看他把多重线索一一收拢,空镜、旁白都用得漂亮,慢慢把一个村庄的罪恶铺陈开去。表面是代际冲突,背后是一战前德国的宗教和家庭秩序——没错,最恐怖的东西常常来源于秩序(白丝带的隐喻)。结尾名为开放实则封闭,圣歌蔓延,只有罪而没有赎罪,有祷告而没有判决。
刚看完本来想默默坐到字幕完。前面一个女的说:我觉得中心思想就是男的有毒,一切的(不好)都来自于男的。另一个男的附和:对父权制……马上溜了,好想对他们说少看点书吧;)
金棕榈大银幕打卡。从一战前夕一个充满怨恨嫉妒冷漠暴力的德国村庄,辐射到整个德意志民族。从一系列悬疑事件深掘人性的恶之花,痛苦的由来与转移。刘瑜说:“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二十年后,这群孩子找到另一种宣泄情绪的出口。
在这么一个断网的夜,我看了它,它是如此的沉闷和沉重,以致于我这么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白白的浪费了俩小时磨尖了我的屁股。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搞懂导演那大海一般深不可测的心和思想……
[看过2010-02-21] 闷,反情节的另一种拍法。汉内克最好的片子还是《Cache》……|20221101资料馆重看:可以到9分。确实厉害,堪称拍出人类学意味了,“第三帝国前传”,民族心灵史啊这是!跟这部一比那《乔乔兔》就是个渣……当年怎么会觉得闷呢,压迫感惊悚感都特别强啊,看来还是必须大银幕看!当然要刨点分就是还是概念先行了,而且人物化的叙事人严格来说也有用得不是特别到位的地方。
@小西天。三星半。以封闭村庄为模型书写的父权批判寓言,村长(世俗权力)、男爵(贵族权力)、牧师(宗教权力)、医生(知识权力)交织出父权的不同维度,又在各自的家庭中成为滋生暴力的罪恶之源,象征纯洁的白丝带被扭曲成象征耻辱的红字。群像戏写得很工整,甚至咆哮都均匀分配。文本有不少处理巧妙的地方,比如前半部分男爵夫人练琴指点长笛一场与后半男爵夫人的儿子因削芦笛而被其他孩子霸凌,两笔写出男爵夫人的处境和出走的必然。以乡村教师(人文主义者)为叙述者和侦探串联片段是叙事特色,但也因此,被指认为凶手的孩童在故事中彻底失声。再加之结尾一战爆发历史节点的强调,理念先行之感过重,效果未必好过通常的多视点叙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歪曲着理解一下,跟白丝带的内涵极搭调。对纳粹和暴力史了解的缺陷不妨碍为其镜头语言倾倒,哈内克是我的菜。黑白片儿真可以随时拿来当摄影课学习。要说是闷片的话,很多时候只是我们看的时候不光情绪,季节和时辰都没到位。
黑白画面长镜头无配乐主线隐秘,Michael Haneke把擅长的暴力刻画藏得密不透风却又遍布四处,全片因此有了克制冷静甚至压抑死寂的气氛。此外电影有非常出色的故事和主题,绝对值得解读。
如果彩色制式,会否变成“红丝带”?电影技术可以“复古”,被侵犯的童真如何回去?灵魂一旦沾上邪恶,白色——纯洁的象征,只是用来掩盖更大的罪恶,将被鲜血染红。
以善之名行恶之实,专制之花结暴力之果,哈内克的刀又准又狠,对民族及个人罪恶根源的挖掘入骨三分,一如鲁迅。
当一种观念变为意识形态,便会产生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快也变得无人性。它并不强调是谁做了这些罪行,而是一种集约化,像副标题“一个关于德国孩子们的故事”,背景是一战前夕。(哈内克本意是指代整个历史,而不仅是纳粹),那些孩子唱着巴赫的圣咏,惩罚那些背叛他们所受教育的人。影片开头牧师的儿子走在桥栏杆上,对救他的老师解释:“我给上帝一个可以杀掉我的机会。他没做,所以他对我是满意的。”结尾众人合唱“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实在是高明的反讽。再说摄影,15:12,窗户打光与寇德卡《吉普赛人》里的葬礼场景相似,26:50至27:52,随着小男孩环绕房间到受罚,在画外音中我们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30:23田野上三个农夫借鉴了桑德的摄影集“二十世纪的人们”,26:30,人物脸部特写又传承自伯格曼。
很强大但很闷的电影是存在的……
相比起《艺术家》那种的为了致敬而致敬的黑白片,《白丝带》的黑白片则完全是为了主题和剧情服务,宁静神秘的叙事让人充满探究兴趣,后劲很大以至于看完阴影很大。推理占很大成分但不是最重要的,少年们成了法西斯的第一代,电影是讲妖孽的萌发。
观影盘点期,看过留脚印~
谁来这样拍一下天国的60年代
【B】哈内克是怎么做到把那么多小演员都调教的如此出色的,太厉害了,而且这片怎么又被大家说闷啊!为毛我又一次感觉不到!是我逼格又变高了吗!
影片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孩子们对父权的反抗,影片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少年团体的诞生,以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
纳粹的童年,19年后他们20多30岁,他们最重要的人生正正伴随第三帝国盛衰。
长期以正义和纯洁的名义,要求人们压抑人性里的某些东西,这股能量迟早会在内部扭曲灵魂,把人变成怪胎,尤其是孩子。引导一个灵魂真正成为高贵,绝不是惩罚,批评,灌输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在友善活泼的环境下自由成长,在感动中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