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1

电影第一部分，一群文化人和大学者，在香港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逃出了沦陷区。电影的最后，一个“自私自利“，为了房租连两块糕点都舍不得给人吃的姨太太，为了革命情报牺牲了。

在我看来，《明月几时有》和《色戒》其实没有巨大分裂。方姑娘只是王佳芝的变身，她的革命热情没有送掉自己的命，送掉的是她娘的命。

王佳芝投身“革命”，是因为那次舞台演出后的掌声，是邝裕民台下的一声呼喊，她乱世飘萍的身份需要抓住一丝存在感，用生命演出弄假成真的戏码。

方姑娘在营救茅盾的过程中被李二黑看中，入了坑。一部分是她文艺女青年的家国情怀，一部分是营救行动成功后带来的成就感。被霍建华拉入坑的春夏呢，一半是家恨，一半大概是霍建华的美色吧。

王佳芝的女性意识战胜了一切，爱也好欲也好，她用肉身和革命的洪流撞击，丢了命。温柔的男导演李安没有张爱玲那么cynic,结尾他让易先生流了泪。

许鞍华是女人。

看《明月几时有》，脑子里一直翻出《千言万语》里李丽珍的阿凤，为了爱情参加民运，最后逃不过被骗被玩弄。她从情人的车猛地跳下来。

女人没有文人温柔，女人不怕死。

2

李丽珍那年33岁，演少女还藏得住。可是周迅已经43了。

革命者需要年轻人来演，电影散场一直在脑补，这个角色是不是该找周冬雨（小周迅），又或者马思纯，更适合头脑发热的女文青形象？年轻人有热情有热血，说好听是理想主义，说难听是冲动任性没脑子。方姑的妈说，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豪杰，哪是你这样子的？

她说对了，真正的英雄豪杰，不是她女儿，是她自己。

叶德娴那句台词，不疼，没有第一胎疼，太催泪了。

每个母亲都是英雄豪杰，为女儿都不怕死。

母女两同提女主角的话，肯定叶德娴赢面大。

3

霍建华和彭于晏。

一阴一阳一文一武，一个搞特务一个打游击。

未必彭于晏演技好得多，两个人都恰到好处。霍建华不露声色脸（面瘫脸）也很符合角色的，并不出戏。

但彭于晏太占便宜了。李二黑就是武侠小说里的绿林好汉吧，空空儿精精儿，打不死星人，太浪漫太动人，简直是对“革命“的彻底洗白。

我们脑海里的“革命”不是早就被李安颠覆了吗，被王力宏和庹宗华们幻灭了么？许鞍华又把最初那个浪漫英雄找回来了。

所以，招募周迅入队伍那场戏，看起来一点不让人讨厌。

拉人家下水陪自己去做不要命的活，罪过啊罪过。可是他来做，随便换个姑娘大概也会同意吧。不是为情为爱，不是王佳芝对邝裕民的那点小心思。就是傻乎乎的那点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有用吗？英雄情结有用吗？亲娘都被自己连累死了。

死掉的又何止是叶德娴和春夏们。

抗战里的一个个游击队员，他们的生命是否真的在改变历史洪流？

那些成千上万的可歌可泣浪漫故事，对战争的大趋势到底有没有一丝作用？

和美军两颗原子弹相比，烈士的人命算什么？

看完《色戒》觉得，一切皆虚妄 。

可是这电影又在说，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命其实不重要，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才重要。

这个才是中国文人情怀吧，虽然这种情怀好像只在书里见过。

所以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彭于晏埋完汉奸的尸体说了句，

很快会见面的。

生死置之度外，文人最爱写的武侠风骨，都给李二黑一人了。

4

梁家辉的说书人，可以对应《千言万语》里的说书人。《明月几时有》是《千言万语》的姐妹。

想起了有趣的周边：内地出《千言万语》盗版DVD，居然自行把开篇那段讲香港民运的说书人戏减掉了。

盗版商真TM有觉悟...

5

有说结构烂的观众。蛮想问下，看不看卷轴画？

一边铺开一边观赏，看完前面看后面，前面的又卷起来了。

这电影就是卷轴画。

大文豪开篇，老出租车司机结束。

香港沦陷了，文豪逃得最快。

留下小百姓们抗日。

不想做英雄的母亲，为了想做英雄的女儿，成了烈士。

到最后，抗日英雄还在开着出租车。

面临人生大的事件，马上就有明确目标，且每次都想得很清楚、做得很果断的人，我是不大认得。所以我较为同意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的那种朴素的反抗者。

大的风云变幻，正常的平民是会有些退缩、有些等待、有些不得已和有些恍惚。一些人因为良知，一时冲动或者别的，是在不知不觉走了很久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原来走上了一条新的路。也就索性走下去，直到后来为它献出了生命——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比较可信。

在《明月几时有》中，他们就是周迅扮演的方兰、叶德娴扮演的方母，春夏扮演的银行家的女儿张咏贤……他们也可能是彭于晏扮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扮演的李锦荣，梁家辉扮演的彬仔，以及其他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小鬼队的人。

乌云密布时，一轮明月战胜不了黑暗，还要靠漫天的星斗；也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就可以叫出整个春天，大概还要靠那成千上万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默默的萌芽和推动，才能催发出彻底的春意。

以前的很多抗战电影，男男女女坚定地为了一种主义和理想，喊着口号去战斗，洒热血，献生命，当然也不能说全是假的。这也是经过剪裁的一类人的面相。然而这种电影与人物看多了，热血沸腾之后，我也想看看他私下里的样子。

或者不如这样讲，如果战争没来，侵略者没来，他（她）原本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她）怎么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剧中的刘黑仔，这个电影中最有江湖气的青年。可不是因为他生来郑重、责任感大，读过更多马列主义的书，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被日本人搞到家破人亡，仇恨满腹，因此才跑出来打游击。（至少剧中没有交代这些。）

他更像是市井中正直的“混小子”，他豁着命、耍着宝打打杀杀，他也不是多大的将帅。他虽然像是玩儿着就把很多大事做了，但其实又凶又险，过的是“刀刃上舔血”的日子。

“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他可能死在任何一次巷战里，倒在任何一个郊野旁。正史也许记不住他的史迹，如果牺牲了，最多有个名字。可是这个电影看完，我们不能说他不大重要，不能说他不足以成为很多青年的榜样。

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忽在波峰，忽在波谷。他被很多人看见，也随时可能淹死。他剑走偏锋，想干就干，快意恩仇，看着就像是即兴的杀人舞蹈，一开始我还不习惯，后来才觉得这样的人物可信。

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的主角王佳芝也不过是一个学生。只因为抗日的学生小集团中“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她冲动之下就去当了特工。最后也在冲动之下送了命。

年轻人一时兴起，杀了一两个日本人，或者送了一次宣传单，像是票友试水、玩儿票。这不应损害他的光辉。

堂吉柯德大战风车，看上去他似乎是不够理智的，可笑的，荒诞的，注定失败的，然而那样的骑士精神，勇猛无畏，行动派，却实在值得敬佩赞叹。

正如叶德娴饰演的方母提着装革命传单的篮子，对着女儿方兰说：“阿云送过了，三嫂也已经送过了，我不能去？”

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一直以来的电影，还喜欢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于拥有“超出敌人的”——甚至“超人的”——智慧。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和沙奶奶，这两位农妇，俨然是骗人的老手。剧作家让她们机智到可怕的地步，仿佛她们久惯牢成——感觉平时也会骗自己的丈夫。我们的仁人志士也很少有“侥幸的脱险”，“误打误撞的成功”，他们总是如诸葛亮，“未出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

然而，时代的变动是仓促的，没有人是“有备而来”。

方姑作为一个房东女儿，无意中帮助了茅盾、邹韬奋他们的逃亡，她还穿着一身去婚礼的衣服去药店送情报，一件杀头的大事，在少不更事的未婚女性面前，与赴宴也差不多，都是那么热闹，甚至有点令人兴奋；

短枪队的胖子笨手笨脚，差点炸死自己人，然而他是确凿无疑的正面人物；

彬仔说起日本人来咬牙切齿，可是一阵风刮过，他都要害怕；

小姑娘去送信，又饿又困睡着了，也不能说她丧失组织纪律，随意改变计划；

方母从没有把送传单当成性命相搏，她帮女儿，帮小姑娘，俯视的镜头让我们从高处看她走在青石路上，看她笃悠悠地送传单就像去送一餐饭那么平静自然。即使她后来遇到了搜查，她也曾试图靠自己的小聪明装傻过关（也真的被她过了一关）；

李锦荣被日本人逼问，他竟然没有抵赖和以智取胜。

这都是活生生的，甚至有缺陷的、没有超凡智慧的平凡人，不谙世事或不知凶险的他们，却恰恰组成了一个城市的希望。这不是什么荒唐的演绎，而可能正是人生现实，是革命真正的样子。

更有那些在日本人治下做事的香港人，如码头的检查员，因为内心的良心，会神色慌张地放自己人一马。宪兵队里的黑衣队长，把李锦荣叫进房间，而桌面的纸上用毛笔大字写着待抓捕人的名单，他不会这样不小心。他用自己的方法通风报信。即使出了事，未来也甩得干净——他一定这样想。

这类不明显的抗争者，他们仿佛就是香港潜藏的世道人心。这个底子在，香港的精神大概就不会灭。

电影中的方兰，她是一个房东的女儿，一个爱文学的青年。她自觉的成长，让她失去了恋人和母亲，甚至也赌上自己的性命。片尾她站在海边和刘黑仔告别的那一刻，一切的爱恨情仇，明确的，暧昧的，感觉都离她远去了。她孑然一人，矮小瘦弱，“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

方母，她本来只是典型的香港人，谨小慎微，精明世故。在平静的时局中，这样的人只是善于把天下人的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她们是最好的邻居，最有礼貌的房东，最不吃亏但也不妄想占别人便宜的家庭主妇。

困难的时期来了，她就养一只兔子，天台上存一些冬瓜和南瓜。她把阁楼出租出去，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她知道房客要搬走，就拿两块点心（不想拿三块），提一茶壶白水，上楼去游说。她仔细听，耐心笑，顺口答，世界上再没有她这样善于逢迎和随机应变的妇人。她的眼睛里和心里，一定也经常地会扫到自己——就像她上楼前在镜子里照一照面容——觉得样样都妥帖。

可是她这样的人也牺牲了。战争的洪流卷走不相干的人，无人可以幸免。她是片中最令我心痛的人。 当她知道女儿加入了市区中队，她只是好多天睡不好觉。她等着通宵未归的女儿回家，她心疼女儿，就埋怨她——

“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好汉，个个有气有力，你看你，瘦巴巴的，笨手笨脚，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这句话在电影院中让人笑了，可是它也令人落泪。这是一个母亲的心疼和无奈，也是婉转的阻拦。她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轻松一点。仿佛这样说了，那件事便不会出现。这是每一个母亲都可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走的时候，她站在楼梯口问：“什么时候回来？”“胜利后回来。”“我等不到了，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好！等胜利回来！胜利后回来收尸！”

一个异常在乎不吉利话语的母亲，却说出对自己不吉的话。这也不过是她想最后阻拦女儿一回。可没想到一语成谶……

方母和女儿的最后两个镜头，许鞍华拍得尤其使人感伤。

一个是方兰决定要走，她追下去，蹒跚着跑着，叫着：“阿妹，阿妹……”。她模糊的影子从方兰后方赶过来，手里拿着一把伞。她把伞塞在女儿手里，又低头匆匆回去。不看女儿的眼睛。等她离开后，方兰展开手心，手里有一只金戒指。

方兰站在那里怔了怔，久石让的音乐悠长，她终于还是选择离开。

第二个镜头是她在房里坐着，对着镜子，我们也不知道她这样坐了多久。镜子里的她充满了忧愁和担心。她去阳台上站站，了望一下，她站在楼梯口等待，也许她每天都是这样挂着一颗心……落雨的天，她终于等到了女儿回来送米。

她抓着米冲出去，从后面拉住方兰。

“阿妹”，她喊。女儿转头，她的目光停在女儿脸上，“你瘦了”，接着，她就把女儿往回拉，“终于知道回家了！”她开心地把女儿拉回家。——这是一个让她朝思暮想、提心吊胆的冤家。今天她如今终于抓到了她。

母女两人最后的这两面，都是母亲冲下去，拉住女儿。母亲牺牲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方兰一定会想起这两个镜头吧？

而在临死前的那场戏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向张咏贤道歉，说自己连累了她。她那一刻的目光使人心碎——我庆幸方兰没有看到。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母亲。她不懂什么主义，但她可以为了你全力以赴，献上生命。我们都要爱这样的母亲。

叶德娴在此片中的演技是惊人的，几乎没有一秒钟废笔。不单在有台词的地方，她出神入化。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出，她更使我难忘。

记得有一个镜头，是她下楼看被子里的尸首。她蹑手蹑脚，先是迟疑，后来是四处张望，扭头看后面。她继续走上去，距离一米处又停了一下，忽然下决心，走近去，此时又停下，挣扎了一下，在表情痛苦中她使劲撩了一下被子，随即发出“嗯”的一声惊呼。

请注意她此后的一系列无台词的表情，惊恐未定之下，她又有思考，仿佛知道了什么。那都在几秒内完全从面部展现出来。

周迅的演技也非常出色。她和母亲对桌前吃饭，那种对母亲的微微调笑，俨然是一个调皮的女儿。她听说母亲被抓后的惊恐和茫然，以及她趴在看守所的窗户上往内看的镜头，眼神里的那种渴盼和紧张，都非常到位。

尤其是她走在山坡上，和刘黑仔对话，决定放弃解救。我们可以通过她的语气，她的停顿，她的神情，读到她内心复杂的内容。

这一段，电影的镜头始终是特写，周迅的脸就像是半轮明月，而四处都是黑色的。她的眼睛忽闪着，她的嘴唇蠕动着，她说着理解妈妈的话，可是妈妈听不到，她又自责自己，可是也已经没法挽回那些已经过去的时光。

母女在最深处，到底还是知己。

后来，我们看到她蹲在树影下，山路的尽头，呜呜地哭起来，刘黑仔蹲下来拥抱她。那样的一个镜头，虽然是远景，虽然是背影，却传递出无法挽救的绝望与悲伤……

电影中的日本人，也不是面具化的。日本将领也会喜欢中国的诗歌，日本兵在酒吧看到中国女性落泪，就下楼来让钢琴演奏员弹《支那之夜》——这首出自描写中国人和日本人爱情的电影的歌曲。

这部电影值得探讨的还有它的文法。

“营救文化人的故事”与“方家母女的故事”，怎么就拼贴在了一起？彬仔的口述回忆，是不是恰当和必要？

从我的审美看，我是喜欢这种主角、配角的视角切换。配角在后来变成主角，一开始的主角在后面消失不见。如果把人生任意截取一段，可不也是这样的？

所谓的“电影的文法”，应该就是“没有文法”。

前面的事件全须全尾，给了地下者一个充分的肯定，后面就老老实实讲他们的故事。彬仔的讲述丰富了电影的时间结构，给出电影更从容的节奏。电影结尾了，这个当年小鬼队的成员，就去开他的计程车，在他亲手挣来的，他自己的土地上。

他还会吹口哨，想到方老师还会流泪。

是的，这个电影里的所有的人，他们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要吃，要喝，要生存，面临危机要面对，遇到压迫会反抗，遇到新时代，也就顺势而为。

电影中有个情节的处理得很好，提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兰出镜的第一场，她和男友李锦荣在野外过生日。不远处却躺着一个死人。“我们结婚吧。”李锦荣马上说。

时代的压路车到底还是压碎了这个梦想。——一队日本兵正从山坡的另一条路上列队走过。

战争压碎了这些平凡人的爱情和生命。最终它们碎成了漫天的星辰。

大佐问锦荣“几”与“何”的问题。可惜历史并不是非平即仄，也不是这样一道几何题：在家国面与个体面之间填上日常细节与私人温情的辅助线就能得解。

许鞍华试图聆听战火中的个体声音，进而复现家国史中的私人史，大画面里的小细节，意图与努力都看得见，然而在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演员不在一个层次上演戏，观众的情感进进出出无法完全投入。由于剧本本身的局限（见//m.douban.com/movie/review/8643107/）和或许存在的剪辑问题，多数人物流于脸谱化。虽然终于不是“手撕鬼子”大义凛然的脸谱了，但“先让英雄救猫咪”有时候也难免露出套路。结构和节奏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也不乏辩护者），这里只写几个感受到用心的有趣细节：

一、

方姑两次朗诵或默诵茅盾的《黄昏》都以“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开始：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蕩，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在影片中这段先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又点缀风雨飘摇之悲与逐渐浮显的革命冲动与朦胧希望。然而这其实是茅盾原文的末尾，前文太阳的热血宣言被省略了，“被风带走了”：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气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影片中的人们等待的却并非是这高呼的太阳及其绝对的光明，而是“明月”的温柔救赎。这是许鞍华以香港视角对中国革命叙事的回应。影片中的“抗日”并非以家国为感召，而是以素朴的个人情感：爱、恨、恐惧与这些情感的共享为起点。说如何“恨日本人”却不必说如何“爱中国”甚至“爱香港”。茅盾的文学魅力于香港文艺女青年也是感官式的而非国族寓言式的。游击队员白日撑起突黑伞，面上带着预备就义的肃穆神色引知识分子过关，本来是很突兀不可信的（这种举动不是更容易遭来盘查？），但联系香港近年本土运动的语境，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解了。若说真要以战争叙事呼唤某种“认同”，恐怕不是或至少不仅是许多人嘲讽的“献礼”的无奈甚至谄媚。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不以本土立场为执念的本土性。

二、

方姑为了参加婚礼穿了旗袍做了妆发，拎上白色小坤包，却在赴宴前先去与未谋面的同志会合，光彩而雀跃地迎接她的革命初登场。再残酷的革命都有喜气的那一面。

三、

锦荣虽是国文老师，服装与饮食习惯都是西式的，带出香港的殖民前史。刚出场就大谈“法式焗蜗牛”，给大佐烤的羊小排似乎也是西洋口味。他给方姑的生日蛋糕与刘黑仔的眉豆米粿形成对比，前者方姑没来得及动口，后者则与刘分食，成为进入地下工作的味觉盟誓。

最喜欢的还是黑暗中方姑和母亲餐桌上那一盘金瓜。日常的贫瘠与丰饶都在其中。

四、

方母在阳台上久等方姑不至。镜头随她转回室内，带过角落的盆栽开了红花。

这是很骄傲的，一个人的从容。